没啥意思

1.有些事，看着颇为感慨。曾几何时，我也想用长篇大论去说服所爱的人，但没用。感情、欲望等等，都不是道理能决定的，如果这些都真能讲道理，世界也不会是今天这副样子。当然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以前讲的道理不够好，现在有了更犀利精确的讲道理的武器。这我就不争论了，各自继续体会吧。

2.自负理性的人，恰恰不应夸大理性的作用，那只是对理性的非理性崇拜。理性的人应记住，大多数人并不赋有你那样优异的思考能力，骂他们非理性，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并无实效，因为他们横竖没有那样强大的理性。并且自负理性的人也并不能做到时时刻刻理性，相反倒是很有本事以理性为借口行自私自利之实。所以今天应从后世僭越的理性主义，返回到薄伽丘式的人文主义，认识到我们对他人负有的道义责任“不在于为他指点救赎之道，而在于帮助他走完一天的路”。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理性的人，能做的只是不断提醒自己要发挥理智与同情，有意识地去深入体会他人的处境，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因势利导，帮助他人尽量减少可能的伤害，则善莫大焉。

3.因此我现在更看重的，是想象力与同情心——它们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有拥有强大的想象力去足够深入地理解他人的处境，才能唤起真正强烈的同情心；而只有满怀着强烈的同情心，才能凝聚起真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想象力。当代各种文艺之衰微，皆肇因于此二者恶性循环式的匮乏。

  新年到来之际，我刚刚在汕尾陆丰一家酒店的9楼安顿下来没几分钟。窗外忽然轰鸣起来，看出去，正好可以清楚地望见远处腾空而起，在半空散开的烟花。赶紧关了灯，拿起相机到落地窗前拍下这一刻。
  此前4小时，我在长途车上不停地瞌睡，偶尔睁眼看一段屏幕上的烂片。日程安排太紧，连续多日每天只睡四五小时，白天则是一直走。
  下了车，看看离酒店还有一大段路，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走，不叫车站门口的三轮摩托。这样更有徒步的感觉，尽管背包已经把右肩压肿了。随着每到一地都逛书店，买一两本两三本书留念，最初空空的背包越来越沉。后面几天，包里装不下了，手上还得另外拎个袋子，简直像个走村串乡的书贩子。那个布袋浅黄色，印着“佛香讲堂”，是7月在香港买印顺法师的书，人家送的，很好用，装满了拎着，手也不痛。再配上披发，估计就可以冒充游方的头陀了。
  陆丰的大路，半夜里尘土飞扬，小路则坑洼而幽暗，不时有一群群电动摩托车呼啸着擦身而过，通常每车两人，年轻而张扬，仿佛台湾电影里西门町飞车族的山寨版。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再过十来分钟，新的一年就要到来。这一周多，其实我都没意识到2012年的新年，我将在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度过。我只是沿着东南沿海一路走，不停地看，还有想，回到酒店写下来，有时会写到半夜三四点，于是睡得少。虽然疲劳，脑袋却足够兴奋，所以也并不觉得十分累。
  到汕尾，计划中的旅程就过了大半。深圳-澳门-珠海-广州-汕尾-汕头-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完全东南沿海行”。除了广深之间的一趟动车，其余都靠汽车或渡轮，以及走。正好出差到深圳，做一个两天9小时的专访，于是得以成行。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当然不是采访，而是陆丰。
  我想亲眼看一看那些勇气与智慧都比我们健全得多的普通人，了解他们的真实状况；也想探问一下华南宗族社会这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之下，似乎依然还有新的变革可资利用的资源，它们究竟是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一事件或许真的会成为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完全可与小岗村并列。为什么？这是我试图去弄明白的。我会慢慢想，和写。
  陆丰在烟花爆竹中迎来了新的一年。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之后，接下来它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我看到的人们，脸上有笑容，神情很放松。他们不会放弃。那些飞车少年或许和他们的台湾前辈一样，能经历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终积聚而成为大的变革。这不是改良，而是另一种东西，是革莫道不消魂命与改良、民瑞脑消金兽主与自由这些人为的两项选择题之外的真正有原创力的东西。
  生活中的希望多么重要。无论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关心的人，还是对这个社会、世界，一切都敞开着。即便面对貌似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依然有无数的夹缝、空隙、死角、荒野可供我们去利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再可怕的庞然大物，能够占据的空间总是有限的，而在它之外，在它无法触及的地方，在你想当然地以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是整个宇宙。
  所以，越是艰难之时世，越是有理由充满信心与希望。或许我们将见证真正特殊的一年——我指的当然不是世界末日。

2012年1月1日凌晨2时，于汕尾陆丰

  除了开始连订了几天房，后来都是一天一天续的。于是发现续房于我是件颇值玩味的事情。要么，总台会打电话上来：“先生，今天您还需要续房吗？”要么，出门前到总台，把房卡交给服务生，说：“再帮我续一天。”
  每天睡下去前，并没有想好醒过来要不要续房。一切都是临时定的。我把可能性敞开着，或许一下子就不想待着了，马上就可以收拾行李回家。但事实是我一天又一天地续下去。我只是需要这个敞开的可能性，给我以事情并无定论、未来依旧充满变化的“安全感”（这样的“安全感”是不是很病态？），却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太会真正去利用那个可能性。可能性之未被、不被利用，才真正称得上可能性吧。或许我太珍视可能性了，以至于很可能抹杀了所有可能让可能性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哦，多绕啊，我们这些纠结的人。
  但绕其实就是怕。我们害怕事情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如拉康-齐泽克所说，“真实域”就是我们不愿碰触的创伤），于是绕着它不停地转，貌似在接近它，其实不过是自欺，不过是如我的续房一般，拖延说出那个决定性的是或不是，对或不对。那些我自以为保留着的可能性，其实是不存在的。
  有一天，在又一次续房后，我记下了下面这段：
  “刚才总台又打电话上来，我犹豫了一下，用不很肯定的语气说：‘那就再续一天吧。’这种不肯定其实也还是针对我自己的吧，因为归根到底，总台只需要续或不续这正反两个肯定的回答，其他任何犹豫对他们都是不存在的。犹豫是是与不是之间各种比例不同的分级状态，是一些小数点后多少位的差别，对总台来说，它们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毫无意义的，四舍五入，归于两头，就妥了。简洁明快，干脆利落。我的犹豫的口气，其实只是一个懦弱的人试图转嫁自己对严酷的确定性的不安，似乎只要保持这种口气，可能性就依旧在。但这个电话就是确定性本身，我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还要用犹豫的口气，不过是推脱做决定的责任，似乎是说，我没有最后决定，我只是说出了一种倾向，但并不十分确定，所以最终的确定性不是我给出的，是你们以行政性的明晰迫使它确定下来的，我对其后果只负有一部分责任……”
  渐渐地，我意识到，就是续房这类无关轻重的问题上，体现了我一贯的处事方式。就好的方面而言，是永远对可能性开放，随时保持灵活机动的能力，而坏的，则是不决断，即便已经在决断，潜意识也还是要推卸决断的责任。我是如此害怕失败，所以说到底，敞开可能性其实是为了最大限度将失败的可能消解在各种转移的过程中；而将犹豫进行到底，更是时刻保持便于逃跑的姿势，并将失败的原由推卸给不可抗的力量。
  所以，或许一切的关键，在于真诚地欢迎一次彻底的失败，从而将自己从失败的恐惧中拯救出来。从失败的阴影下走出，故事才会有另一种写法。那些从前自我得意的可能性，其实都是带着失败阴影的可能性，小数点后的可能性。完全换一种写法，真正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1与2与3的可能性。彻底的失败便是新开始，它使虚假的可能性变得不可能，全新的可能性于是才可能。
  回来的长途汽车上，很巧，在柄谷行人的《历史与反复》中读到村上春树《1973年的弹子球》里的一段：“回家电车中我好几次自言自语：全部结束了，忘掉好了！不是为这个才到这里来的吗？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因为，归根到底，什么都未结束。”
  这本小说我有，但是没看过。过两天翻出来看看。
  “归根到底，什么都未结束”，在此时的我看来，就是说：一，它，比如对失败的恐惧，是创伤性的“真实域”，不直面而是逃避它，它就永远在那里，用它巨大的阴影笼罩你每一个选择，忘是肯定忘不掉的；二，一旦你承认它，直面它，从而展开真正的可能性，由于阴影的重力作用而显现的那些貌似不可解决的问题，甚至都不再存在，你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从看起来没路的地方走出来，走下去。于个人于社会，于正反两面，都是这样——“归根到底，什么都未结束”。

情绪就是这样一头猛兽，占据你整个胸腔，并且挥动锋利的爪子试图撕裂你的骨骼和皮肤，跳出来攻击它遇见的一切事物。你要么积聚起足够的勇气，把匕首从肋骨之间猛/插进去，杀死这头正在低吼徘徊的猛兽，要么只能被它慢慢杀死。无论如何，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一进门，所有的幽灵都复活了。
  它们密密麻麻倒挂在那里，毛多，眼瞎，齿利。
  它们抓住你的手腕、肩胛、喉咙，咬你。

  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正式提出了与康德拉季耶夫60年经济长周期相伴随的历史反复性。后来他又修证了理论，将观察周期放长到120年。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理论，1890年代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个时代，看清楚在“同光中兴”30年和北洋水师大跃进（当时在世界上的排位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各种说法，其中以第六、第四二说为多）之后，纸老虎是怎么在10来年时间里就一溃千里的。你是否联想到了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和高铁大跃进？但我并不想作这样简单的比附，尽管这种比较有其意义，在我看来，却有更大的误导性。
  现在有一种声音，比如许纪霖，认为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是清廷立宪改革失败的后果（李泽厚更是干脆认为革莫道不消魂命耽误了立宪，就像他25年前提出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都是他颇为机械的世界观使然）。我觉得这个观点多少有点似是而非。首先，改革失败并不必然很快带来革莫道不消魂命，它可以很干脆地被扼杀，然后是政权长时间的苟延残喘，直到有一天积压的能量全面爆发。这个过程有可能几十上百年。比如张居正的改革，现在一般采取肯定态度，但张的改革路径是通过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化来抵御地方势力扩张造成的政令不行与制度失效。然而这样的改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强化作用永远都是短暂的，一旦铁腕人物因各种原因失去权柄，则改革措施极可能被全盘颠/覆。张居正死后，明朝即刻走回老路，苟延残喘数十年，直至灭亡。所以判断改革成败之标准，并不在于（中央层面上的）立宪与否，而在于中央与地方就分权要求进行博弈时能否充分妥协。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放权，而粉碎“四人帮”后凝聚起来的民心与人气，又使得这放给地方的权力并未像现在这样被肆意滥用。反观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一大导火索，便是立宪准备过程中满洲少年亲贵篡夺大权，所谓“皇族内阁”令地方士绅阶层极度失望。立宪之成败只是表象，地方士绅对中央收权之不满，才是他们最终倒向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关键。中国改革走到今日，最大的难点便在于，地方社会经百年来的历次打击，基本上已经瓦解，地方上执话事权的，不再是有基本儒家操守的士绅阶层，而是官商/勾结的豪强，这一点更像东汉末年，而非晚清。晚清终于一场低烈度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算是幸甚。而如果像东汉末年那样，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一回，然后再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回，彻底分佳节又重阳裂、乱上个几百年都可能，那才可怕。问题是，由于地方豪强当权，中央即便想与地方博弈、放权，现在也没法放了，赶鸭子上架也只能继续强化中央集权，哪怕这是饮鸩止渴。不能创造性的重建地方社会，中国就是一个两头大的哑铃，早晚要断掉的，任你集权还是立宪，都不治根。
  说起东汉末年与晚清的比较，首先要对士族与宗族这两个概念作个大致的区分。简单来说，士族源于先秦贵族社会的遗风，尽管秦始皇废封建，汉初又推行移徙大族的政策，但贵族门第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改头换面延续下来。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因成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员，其身份、权势等都相对固定下来，与强宗大族（他们看到士极受重视因而大力鼓励子弟读书）结合，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士族”。这种贵族化的士家大族，当然更倾向于自利的“家”。自西汉末年起动辄令百姓衔恨、王朝动荡却始终难以触动的土地兼并，即根源于士族的自利行为（试图将其一锅端的中央集权式改革家王莽，只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晋以后，北朝为胡姓统治，原先的士族要么被消灭，要么南渡，并且在流徙过程中以及之后，耗尽了他们的能量；等到宋代重新出现宗族，其意义已经根本改变，纯正的血统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因科举功名而可以不断诞生新的宗族（虽然在修家谱时免不了要去依附子虚乌有的同姓高贵祖先），并且宗族也不再以高门大院为限，其势力范围拓展为有亲缘关系的各个阶半夜凉初透级、阶层共同体，也就成为最基层的地方社会原型。随着明清皇权统治的登峰造极，士大夫与帝王的博弈能力明显下降，不得已，一部分政治能量转向，试图通过对地方基层的影响，来辗转地延续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对士族倾向于“家”而言，宗族无疑更倾向于共利的“社会”。也正因此，即便太平天国（以及同时期席卷几乎整个帝国的各种暴有暗香盈袖乱）如此风卷残云般的巨大动荡，又再加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帝都的沉重打击，清王朝居然能挺过来，并且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迅速进入维持近30年的“同光中兴”局面，地方基层稳定的士绅宗族社会结构功不可没，其抗击打能力和复苏、再生能力之强令人乍舌。因此辛亥才是一场低烈度的政治革莫道不消魂命，而非深度动员的社会革莫道不消魂命，它依然基本维持了士绅宗族社会结构的稳定。相反，东汉末年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更接近，豪族已经彻底成为反东篱把酒黄昏后社会的利益集团——今天的红色贵族、太子/党以及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同样是高高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更接近于士族大姓，而不是接地气的士绅宗族。豪强地主庄园肆无忌惮兼并、侵吞土地，和我们今天地方上黑瑞脑消金兽社会化的强行征地相似乃尔。
  如今的中国还有最后一个减压阀，这是东汉末年所缺乏的：快速城镇化。大批被剥夺土地及其他基本生存资料的流民，为新建城镇所吸收，阻止了他们过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但是这个阀能管用多久？到城镇的吸纳力开始饱和，而吸纳进城镇的人口之中又开始出现较大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化（更遑论城镇化的过度急进、过度扩张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风险）时，还有什么能够阻挡绝望的底层无产者极端化的暴有暗香盈袖动？这一点，从广州增城事件已可初见端倪。

  三伯父忽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他从旧金山回来继续打房产官司，上周请他听音乐会，临走问我要了地址，今天就径直冲来了。他也没来过，就前前后后参观。看到书房里那张大书桌铺满了各种毛边纸和宣纸，就问我是否在画画，他说他会裱画，拿过专业证书的。我说没，就是写写字，买了一大卷金线格子的长卷宣纸，有空就抄抄阿含经。
  他从包里拿出一叠信纸，说让我看看。原来都是他手写的回忆录。他说官司打了半天，发现比他小的几个叔叔婶婶实在太不讲道理，也不知道整个家族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一味争利益，要教育一下他们。很多爷爷的事情，现在只有他知道了，大伯走得早，二伯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很早就被赶出了家门。我说那你留下吧，我仔细看看，再帮你打字录入。
  然后一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里喝茶抽烟聊天。忽然发现我的这些伯父、姨父什么，简直搞得像我的老哥们似的，没事就找我聊天，讲各种古怪或者让人唏嘘的故事给我听。他们平时没人可讲，正好我也爱听。三伯父跟我讲了个爷爷的笑话。他说当年巨鹿路靠近成都路那头，有一整排两层楼的房子都是我们家的商铺，爷爷主营的水烟生意，总店就在那里，现在都拆了。爷爷的水烟生意做得很大，40年代几乎整个南方的水烟都是由他的“永福和”总经销，批发到各地。但是做烟土生意，是必须跟黑道打交道的，所以家里雇了武师，大伯二伯都跟着练拳练单刀什么。客厅里当时还有把很重的关公大刀。有一次真有匪徒来袭，爷爷急找武师应战，不料抬头一看，该武师已经三两下爬上房顶溜走了。三伯父说，当时他还小，武功是没学，但那场面他是看到的。他说那武师功夫还是有的，否则不可能爬房翻人比黄花瘦墙那么利索，就是胆子实在忒小了。。。
  他问，水烟你看到过吗？那时候我们商行里都是很大很大的箱子，但里面的水烟都是一小块一小块方的，其实更像是茶叶。我问他，爷爷做水烟生意，自己抽吗？他嘿嘿笑笑，说不抽，你爷爷主要抽鸦片，而且瘾极大。因为烟土生意很多都是在妓院里谈的，要么他去兰州，要么北方客来上海，总之是要进窑子抽着鸦片才能谈妥。我说我知道爷爷因为鸦片烟瘾重，曾一面盆一面盆吐血，可他还是活了100岁。问题是，他后来怎么戒掉的呢？真的戒得了吗？三伯父说，那是没办法，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他们这些人都完全没鸦片抽，不得不戒掉的。而且，他说，你爷爷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做生意真的很厉害，动出来的各种各样脑筋真的让人服气；第二就是有股子狠劲，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做得到，包括戒鸦片，那么大的瘾，愣是说戒就戒掉了。
  后来又讲了解放前夕爷爷让大伯带200两黄金去贵阳建新基地，不料共人比黄花瘦军太厉害，很快云贵川皆陷，大伯只身跑到香港，但因“富二代”明显生意头脑差太多，觉得香港弹丸之地没有发展前途，加上上海这边拼命拉拢爷爷（他是当时的工商联烟丝业同业公会主人比黄花瘦席），还让他代表上海去北京参加全国土产大会，所以大伯一轧苗头就回来了，可他是赤手空拳回来的，那200两黄金早已不知去向。。。
  解放前夕的另一件趣事，是当时我们家住在万裕码头街靠近黄浦江的一幢大洋房里，在南码头算是个制高点，共人比黄花瘦军发起上海战役，国莫道不消魂军一支部队负责守卫码头以便随时撤退。他们看中了我们家的地势，就强行要在屋顶上架机枪筑掩体。那还了得？真打起来这个家就废了。三伯父说，爷爷直接把指挥官叫进来，拍着桌子大骂了一顿，说要直接打电话给吴国桢。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市长，但架不住咱家也姓吴啊，那些兵根本搞不清你们是不是市长的亲眷，也不敢乱问，只好立马撤走。
  三伯父是所有叔叔伯伯里跟我关系最好的，我跟他女儿也就是我堂姐更是胜似亲姐弟。他跟我爸，正好是老三老四，从长相到脾气都很像。他中年时很胖，我从小就没大没小地叫他“大胖子”，喜欢拍他的肚子玩，他也从来不以为意。他说这次为了回来打官司，错过了去洛杉矶演出的机会。原来他退休后一直就是旧金山华人合唱团的男高音，这次联合洛杉矶华人合唱团和乐团，一起搞了个规模很大的庆祝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100周年交响合唱演出，他去不了真是浑身难受。他说他去年在维也纳唱得很爽，明年还要回北京来唱。
  我最佩服的就是他那永远耗不完的精力。老爸说，当年他们一起读中学，他算得体育成绩好的，可他这位三哥根本是个疯子，什么体育项目都是第一。去年我在旧金山住他家，而他那时候正住在长乐路我的房间。三婶就在背后向我控诉说他不要命，第一次去滑雪，就玩高山速降，结果撞断了肋骨。可他75岁的人了，没事一样，很快养好伤又去滑，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关于他自己修房子锯断两根手指自己开车去医院连麻药都不肯打的事，去年我已经写过博客了。
  今天他又得意洋洋地跟我说他大学毕业前夕被各家演出团体争抢的事。当时要他的有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剧团、上海警备区文工团和广州空政文工团。空政答应他做歌唱教员兼演员，少尉军衔，待遇一切从优。可他又提了个人家没法答应的要求，要把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三婶）一起带去。他说，世事祸福真是难料，当时要是没提这个近乎无厘头的要求，他就去了广州，而空政是林立果的，以他的性格，爱玩爱结交，天不怕地不怕，基本上就会跟他们走得很近，后面麻烦大了。
  说起三婶，他更得意了。三婶是个大美女，毕业后在北京的科学院工作。科学院当时和国务院是舞场的“搭子”，她们这些科学院的美女每周都要去国务院陪领佳节又重阳导跳舞。三婶当时就陪周总理跳过多次舞。后来三婶的妈妈从香港给周总理写信，说她在国内就这两个女儿了，想把她们都调到上海，总理就批了。可是三婶自己并不知情。过了好几年，有一次周总理来上海接待尼赫鲁（好象是，他记不太清了），车队从淮海路过，三婶正好在欢迎队列前排，她完全没想到车会停在她面前，而周总理会下车跟她说话，说他记得她，问她好吗。。。这件事情据说当时很轰动，传得很广，我是第一次听说。三婶在旧金山天天开车陪我到处转悠，路上就天南海北瞎聊，也从没提起过这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开车超猛，气势非凡，完全不像个70岁的女人。他们俩，还真是绝配。

  人在思维时要摆脱既得利益多难啊。实践当然就更难了。
  其实大家都既是利益受损者，又是既得利益者。混得不好的只是既得利益少分了点而已。大家习惯了利益受损时就叫唤，尤其有微博之后叫唤就更方便了，听的人也多，叫声呼应声回响，汇成一片，听上去自然显得壮观，似乎不满就要溢出来，大事件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可是如果为了争回受损的利益而需要再付出一些既得利益，则又不肯了。于是实际上只好一边喊疼，一边忍受既得利益继续被慢慢榨干，这样，在感觉上不那么吓人，比可能需要一下子交出所有既得利益的做法更能接受一点。似乎再怎么慢慢交，总能剩下一点什么，靠这点，至少也能活了，得过且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然，也有不少既得利益滚雪球越滚越大的，春风得意，自然觉得现状理所当然，即便理智上知道有问题，落到实处，也最好维持甚至加强现状。诚如章太炎所说：“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但有时候，对有的人，能否想清楚了做好抛弃所有既得利益的准备，正是知行之关键，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是装出来的姿态，是虚伪与虚弱。最近一直在想的，就是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勇气把既得利益都抛下，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尽管混得很一般，既得利益有限，但毕竟也有一些项目，比如可以拿书拿票，全国以至世界各地到处跑，有笔工资足以支付房租和买书，工作算得自由度高，在媒体圈混得脸熟了还能办点事。。。
  但是有一些模糊的正在成型的想法，很可能需要放下这一切，去过一种相当不同的生活——一种最大限度脱离体制束缚、创造性地运用想象力去构建去交流的生活方式——那才跟思考中所达到的东西相匹配。我做得到吗？大概需要花几个月时间去权衡，但其实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要做成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只是什么时候过而已，只是会不会因为留恋既得利益而一再拖延，最后不了了之而已。
  正好读到大卫·哈维的一段话：“我们通过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在谈论社会变革的同时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改变自己的准备？相反，我们如何能够改变自己却又不改变这个世界？”（《希望的空间》）
  闷热的下午，闷在家里想这些事。颈椎病大发作，站着晕，坐着僵，躺着痛，有个大窟窿怎么都填不上，只好严肃思考另一半人生的过法，以转移注意力。
  （开始写这些字的时候天色阴沉，暴雨将至。写完，雨已经瓢泼得只好关紧所有门窗。）

安东尼闭上了眼睛……尽管他头脑里嘈杂轰鸣，他却觉察到周围一片死寂，把它和人世隔离开来。他想说话，然而不可能！仿佛他的全身正在解体。他不再硬撑了，一头倒在芦席上。（P17）

血水淹到安东尼的腿肚，他在血泊中走着，吮吸着唇上的血滴。他感受到鲜血沾满四肢、湿透皮袄的快乐，不由得哆嗦起来。（P27）

他很快便酒醉饭饱而且尽情破坏了，于是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去卑贱里滚一滚。再说，贬低使人畏惧的东西，就是对人们精神的凌有暗香盈袖辱，也是使人惊慌失措的一种手段。普天下最卑贱的莫过于野兽，于是，安东尼学野兽爬上餐桌，象公牛一般吼叫起来。（P33）

我本该缚在靠近你的那根柱子上，和你面对面。你眼见我用叹息和你的号啕相呼应，我们的痛苦便会相互交融，我们的心灵也将相濡以沫。（P34）

所有你邂逅的女人，从打着灯笼唱歌的街头妓女，到在驮轿里摘玫瑰花瓣的贵夫人，所有你隐约见过的形体，你欲念中想象的女人，你都去追求吧！我不是女人，我是一个世界。只要我脱下衣服，你便会在我身上发现一个接一个的秘密。（P41）

奴隶们在圣安东尼面前列队走过，随后是马匹、单峰驼、大象、侍婢、重又驮上东西的骡子、小黑人、猴子、手持碎百合花的绿衣驿夫。示巴女王走远了，她抽抽噎噎，象呜咽，也象冷笑。（P42）

伪君子！沉溺于孤独是为了更痛快地纵欲！你戒肉，戒酒，你不去浴室，不用奴仆，谢绝荣誉；然而你纵情想象筵宴、香料、裸体女人和喝彩的群众。你的节操只是更巧妙的腐化，你蔑视尘世只说明你憎恨它而又无力反对它。正因为这样，或许还因为缺乏信仰，你这类人处境才如此凄凉。掌握真理能使人愉快。耶稣可曾悲伤过？他总是和朋友结伴而行；他在橄榄树荫下休息，他走进税吏家，喝酒时一盏接一盏。他宽恕有罪的女人，消除各种各样的痛苦；而你却一味地怜惜自己的困苦，似乎某种悔恨和疯狂的愤世心理使你惴惴不安，以至你连狗的亲昵和孩子的微笑也加以拒绝。（P46-47）

瞧你又犯了懒惰的老莫道不消魂毛病。愚昧是傲慢掀起的浪花。人说：“我的信仰已确定，为什么还要讨论？”于是便藐视学者、哲人、传统，直至他并不明了的法规。你认为自己掌握了智慧吗？（P49）

《圣安东尼的诱惑》，[法]福楼拜著，刘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1.20元

  看着两位老同事因为公车事件被一群小姑娘在微博上围攻数日，还蛮有意思的。小姑娘们虽非句句在理，逻辑也常有混乱之处，骂人很难听，但她们坚持从某种“道德直觉”出发，来反对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小市民经过理性包装矫饰的利己主义道德观，这很好。老家伙们如果那么得意于自己已经形成的基于既得利益的道德观，而不愿反思其基础，那么就只好亲身去经受这新兴的网络青年文化的洗礼了。
  其实翻翻两位老同事的微博，他们在动车事件中一样显得很激愤，很多话也说得在理。为什么在相隔半月的两个事件之间，他们的道德感受——或者不如说别人对他们的道德观的感受——出现了那么大的差异？
  要我说，作为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喉舌”，他们的道德观其实一以贯之的是以自身的安全感为基础的。铁道部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安全感，这时候他们的道德就与大多数人一致，这是他们最有力量的时候，机缘凑巧甚至是可以形成政治势力的。而公车上的拾荒老人同样打击了他们的秩序感和安全感，这时候他们的道德基础的狭隘性就暴露出来了，他们与比如没那么多利益可言的小姑娘们不久前刚刚达成的道德联盟，就这样迅速破裂了。
  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道德的基础，历史上一向都是薄弱的、过多基于利益的，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深入批判过了。但是我们刚刚形成尚未足够壮大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比他们的西方前辈更狭隘，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专人比黄花瘦制统治下更加朝不保夕，所以他们更急于抱住那份秩序感和安全感（不管是否虚幻），也因此他们对自身的狭隘性更缺乏反思。
  事实上，他们的西方前辈之所以有足够的政治感召力，是因为他们往往在为自身利益着想的同时超出了仅仅属于自身的利益。今天我们一些自由主义者热衷的所谓“普世价值”，无非是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道德的合理扩展。当法莫道不消魂国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发动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的时候，他们喊出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不管其中有多少虚幻的成分，作为一种激动人心的道德理想，它们超出了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属性，唤起了广大得多的人群——这是马克思也承认的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历史先进性。
  然而在我们这个畸形的国度，在历史上被几乎彻底消灭之后又一次战战兢兢重新产生出来的新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身上，这种先进性却所剩无几。无论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是无情的政治现实，都使得他们只能将秩序和安全视为最切身的需求，根本无暇考虑超出这些切身需求的道德诉求，无法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起到历史火车头的作用。他们当然也会喊出一些经过包装的貌似有一定普遍性的口号，他们自己也常常会被这些口号所感动，以为自己是代表了进步力量的，但实际上这些通常是舶来品的口号背后是如此空洞，他们根本没想过或者想不出来如何去实现它，所以这些口号比从他们的西方前辈嘴里喊出来时远远更像是幌子、虎皮。所以这些口号甚至不如小姑娘们颇为粗糙的“道德直觉”来得进步。
  你仔细读他们面对攻击的各种反驳，会意识到他们的逻辑性经常要比攻击他们的小姑娘们完整，基本上他们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前提是承认他们所谓“公德”的自足性。但恰恰是他们心目中的“公德”暴露了他们的狭隘，暴露了其中的自私、无法与其他稍微显得有一点“破坏性”的人群取得共识，从而无力将自身的利益诉求提炼后以一种更广泛、更高尚的道德目标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他们就注定不能成为一股真正的政治势力（任何真正的政治势力必定是善于团结本群体外有着利益交集的各种人群的），因此最终他们也将缺乏力量有效地保护自身的利益，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对秩序感和安全感的渴求。
  我们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就是陷在这样一个自反悖论中无力自拔，直到有一天，要么被专人比黄花瘦制制度下坐地分赃的权势/利益集团吞噬，要么被以小姑娘们为代表的新一代拒绝过多利益考虑的青年文化踩在脚下，最坏的结果则是再次被底层反抗的暴力浪潮所席卷消灭。当然，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本身总会复活的（而且一般就是由狂踩他们的青年文化若干年后来复活），因为他们总归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被消灭的，只是这一代夹缝中的、畸形的、自私而缺乏反思力的中产阶半夜凉初透级。如果不思悔改与进取，我担心我的这些老同事老朋友们，很快就将成为这个过渡时代的牺牲品。

7月20日
《如来藏之研究》（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八年一月重版一刷，HK100
《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一〇五）》（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五年七月一版二刷，HK113
《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学愚），香港中文大学2011，HK130
《考古、文明与历史（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讲座1997）》（张忠培、俞伟超），民瑞脑消金兽国八十八年三月，HK57
总计HK400，8折320

7月21日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一年九月修订六刷，HK133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五年六月初版十一刷，HK100
《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八年七月修订一刷，HK83
《性空学探源》（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二年四月新版二刷，HK60
《佛教史地考论》（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八年七月新修订版一刷，HK80
《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九年五月新版三刷，HK60
《无诤之辩》（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二年四月新版二刷，HK60
《太虚大师年谱》（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二年四月新版二刷，HK80
以上总计656，8折525
《中阿含经》（梁晓虹释译），佛光山1997（2011年4月再版七刷），HK67
《长阿含经》（陈永革释译），佛光山1997（2010年7月再版六刷），HK67
《增一阿含经》（耿敬释译），佛光山1997（2010年2月再版六刷），HK67
《杂阿含经》（吴平释译），佛光山1997（2011年4月再版九刷），HK67
《大智度论》（郏廷礎释译），佛光山1997（2011年4月再版七刷），HK67
《十二门论》（周学农释译），佛光山1997（2009年12月再版四刷），HK67
《释迦牟尼的生与死》（金冈秀友），法尔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七十八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印，HK50
《慈悲》（中村元），东大图书公司民瑞脑消金兽国八十六年九月初版，HK47
以上总计499，9折449

7月26日
《中观今论》（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九十八年十月新修订版，HK60
《空之探究》（印顺），正闻出版社，民瑞脑消金兽国八十九年一月十版，HK83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薛凤旋），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HK138
《一位藏族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梅·戈尔斯坦、道帷喜饶、威廉·司本石初），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HK150
《革莫道不消魂命先驱——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徒与晚清中国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起源》（梁寿华），宣道出版社2007年12月初版，HK120
《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生涯》（陈碧蘭），天地图书公司2010年2月初版，HK148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增订版）》（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5月，HK120
《李小龙：生活的艺术家》（李小龙、约翰·力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HK98
《故事里的故事》（西西），洪范书店2002年9月初版三印，HK67
《不二》（冯唐），天地图书公司2011年7月初版，HK80
总计1064，8折851

另，7月28日广州

文津阁旧书店
《福楼拜评传》（李健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原价32.80元，6折19.70元

学而优书店
《政治人类学导论》（特德 C.卢埃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原价15元，88折13.20元

博尔赫斯书店鲁毅、冯俊华赠“非法出版物”若干
《我的电影观念和电影创作（中国讲演录）》（阿兰·罗伯-格里耶），博尔赫斯书店1996
《<玫瑰之名>注》（翁贝尔托·艾柯），博尔赫斯书店1997
《诗六十五首》（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黄灿然译），副本制作
《诗四十一首》（约瑟夫·布罗茨基，黄灿然译），副本制作
《一个青年的肖像》（徐芜城），副本制作
《抚顺故事集》（赵松），副本制作
《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鳜膛弃），副本制作
《猫猫和狗狗》（冯俊华），副本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