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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还是后汉

  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正式提出了与康德拉季耶夫60年经济长周期相伴随的历史反复性。后来他又修证了理论,将观察周期放长到120年。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理论,1890年代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个时代,看清楚在“同光中兴”30年和北洋水师大跃进(当时在世界上的排位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各种说法,其中以第六、第四二说为多)之后,纸老虎是怎么在10来年时间里就一溃千里的。你是否联想到了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和高铁大跃进?但我并不想作这样简单的比附,尽管这种比较有其意义,在我看来,却有更大的误导性。
  现在有一种声音,比如许纪霖,认为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是清廷立宪改革失败的后果(李泽厚更是干脆认为革莫道不消魂命耽误了立宪,就像他25年前提出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都是他颇为机械的世界观使然)。我觉得这个观点多少有点似是而非。首先,改革失败并不必然很快带来革莫道不消魂命,它可以很干脆地被扼杀,然后是政权长时间的苟延残喘,直到有一天积压的能量全面爆发。这个过程有可能几十上百年。比如张居正的改革,现在一般采取肯定态度,但张的改革路径是通过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化来抵御地方势力扩张造成的政令不行与制度失效。然而这样的改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强化作用永远都是短暂的,一旦铁腕人物因各种原因失去权柄,则改革措施极可能被全盘颠/覆。张居正死后,明朝即刻走回老路,苟延残喘数十年,直至灭亡。所以判断改革成败之标准,并不在于(中央层面上的)立宪与否,而在于中央与地方就分权要求进行博弈时能否充分妥协。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放权,而粉碎“四人帮”后凝聚起来的民心与人气,又使得这放给地方的权力并未像现在这样被肆意滥用。反观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一大导火索,便是立宪准备过程中满洲少年亲贵篡夺大权,所谓“皇族内阁”令地方士绅阶层极度失望。立宪之成败只是表象,地方士绅对中央收权之不满,才是他们最终倒向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关键。中国改革走到今日,最大的难点便在于,地方社会经百年来的历次打击,基本上已经瓦解,地方上执话事权的,不再是有基本儒家操守的士绅阶层,而是官商/勾结的豪强,这一点更像东汉末年,而非晚清。晚清终于一场低烈度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算是幸甚。而如果像东汉末年那样,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一回,然后再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回,彻底分佳节又重阳裂、乱上个几百年都可能,那才可怕。问题是,由于地方豪强当权,中央即便想与地方博弈、放权,现在也没法放了,赶鸭子上架也只能继续强化中央集权,哪怕这是饮鸩止渴。不能创造性的重建地方社会,中国就是一个两头大的哑铃,早晚要断掉的,任你集权还是立宪,都不治根。
  说起东汉末年与晚清的比较,首先要对士族与宗族这两个概念作个大致的区分。简单来说,士族源于先秦贵族社会的遗风,尽管秦始皇废封建,汉初又推行移徙大族的政策,但贵族门第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改头换面延续下来。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因成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员,其身份、权势等都相对固定下来,与强宗大族(他们看到士极受重视因而大力鼓励子弟读书)结合,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士族”。这种贵族化的士家大族,当然更倾向于自利的“家”。自西汉末年起动辄令百姓衔恨、王朝动荡却始终难以触动的土地兼并,即根源于士族的自利行为(试图将其一锅端的中央集权式改革家王莽,只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晋以后,北朝为胡姓统治,原先的士族要么被消灭,要么南渡,并且在流徙过程中以及之后,耗尽了他们的能量;等到宋代重新出现宗族,其意义已经根本改变,纯正的血统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因科举功名而可以不断诞生新的宗族(虽然在修家谱时免不了要去依附子虚乌有的同姓高贵祖先),并且宗族也不再以高门大院为限,其势力范围拓展为有亲缘关系的各个阶半夜凉初透级、阶层共同体,也就成为最基层的地方社会原型。随着明清皇权统治的登峰造极,士大夫与帝王的博弈能力明显下降,不得已,一部分政治能量转向,试图通过对地方基层的影响,来辗转地延续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对士族倾向于“家”而言,宗族无疑更倾向于共利的“社会”。也正因此,即便太平天国(以及同时期席卷几乎整个帝国的各种暴有暗香盈袖乱)如此风卷残云般的巨大动荡,又再加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帝都的沉重打击,清王朝居然能挺过来,并且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迅速进入维持近30年的“同光中兴”局面,地方基层稳定的士绅宗族社会结构功不可没,其抗击打能力和复苏、再生能力之强令人乍舌。因此辛亥才是一场低烈度的政治革莫道不消魂命,而非深度动员的社会革莫道不消魂命,它依然基本维持了士绅宗族社会结构的稳定。相反,东汉末年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更接近,豪族已经彻底成为反东篱把酒黄昏后社会的利益集团——今天的红色贵族、太子/党以及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同样是高高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更接近于士族大姓,而不是接地气的士绅宗族。豪强地主庄园肆无忌惮兼并、侵吞土地,和我们今天地方上黑瑞脑消金兽社会化的强行征地相似乃尔。
  如今的中国还有最后一个减压阀,这是东汉末年所缺乏的:快速城镇化。大批被剥夺土地及其他基本生存资料的流民,为新建城镇所吸收,阻止了他们过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但是这个阀能管用多久?到城镇的吸纳力开始饱和,而吸纳进城镇的人口之中又开始出现较大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化(更遑论城镇化的过度急进、过度扩张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风险)时,还有什么能够阻挡绝望的底层无产者极端化的暴有暗香盈袖动?这一点,从广州增城事件已可初见端倪。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 (1)

One Response to “晚清还是后汉”

  1. 东方闪电 说到:

    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可能中小城市会给农民工二代开放户口,暂且苟延残喘一阵。大势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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