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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12月, 2007

王玉龄与张灵甫:100年的爱恨生死(完整版之二)


豪门深闺里的幸福童年


1928年,王玉龄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她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王家因与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人比黄花瘦席、“湖南王”何键关系密切,而成为当地豪门。在这样的大家庭中长大,王玉龄既拥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又因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极度缺乏社会生活的技能与经验。

尚武的家族血液


问:你父亲王树南是保定军校6期的。
王:对,不过我父亲死得很早,我5岁时候他就不在了。


问:他得的什么病?
王:我也说不清楚,是一种脊椎的毛病,现在都能治,但当时医不好。我记得当时父亲瘫痪在床,有两个日本医生为他打金针治疗,但是没什么用,只好来上海找德国医生治。


问:那是你第一次来上海?
王:
对,一家子一起来的,住了差不多一年,3岁多来,4岁回去。但是德国医生说我父亲来迟了,早一点还有救。


问:对当时的上海还有印象吗?
王:有一点。我们住的房子,是从前一个姓陆的都督的,整条弄堂都是他的,我们租了其中一栋。姓陆的有个年迈的卫士,帮他看弄堂。老人很喜欢我,每天早上请我吃早点,大饼、油条、豆浆,我就不客气地坐在那里吃,吃完嘴巴一抹就走。那时候我妈要照顾我爸爸,没有时间管我,就关照我,可以从马路这头走到那头,但是不能走下人行道。后来“一•二八”打仗了,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年,我爸就死了。


问:你父亲30多岁就英年早逝,他的同学,如叶挺、顾祝同、钱大钧等,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应该也会领军冲杀,建功立业。
王:其实他军校毕业后也从军了,但是我那时候太小,搞不清楚他参加的是哪方面的军队。我对我父亲非常崇拜,他死后很多年,一直到我10岁的时候,要是受了什么委屈,我就会去对着天讲话,告诉我爸。


问:你还记得他的长相吗?
王:
记得。我不喜欢男人留胡子,但是我父亲留了两边翘起来的“人字胡”,看上去却很精神。可惜我妈妈没有留东西做纪念的习惯,他们有一张小的结婚照,装在银框子里,放在桌上,抗战逃难的时候,母亲没有带在身边,回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父亲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问:你的上一辈似乎有很强的“尚武精神”,你的伯父也是保定军校的,和唐生智、张群这些人是同学。
王:他是保定军校1期。我还听家里人说,他是宋老太太的干儿子。


问:哪位宋老太太?
王:就是宋庆龄、宋美龄她们的妈妈。


问:你母亲这边,祖上还有清朝的兵部尚书、总兵,也是行伍出身比较多。
王:是的。我也只是大致知道一点点。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外公,他在湖北做过知县。他的父亲,我的老外公,做过清朝的兵部尚书,死后皇帝封了“罗武勤公”。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最近正好有人从台湾带了家谱资料来给我,才知道他叫罗孝连。我还听母亲讲,我的舅外公有4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到了曾国荃家,一个嫁到了左宗棠家。另外,我祖父这边,也是从军的,不过官没那么大。


问:家族两边都有“尚武”的传统,所以你后来也选了位将军做夫君?
王:
那倒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是个没什么心机的人,不喜欢勾心斗角,军人比较直爽,比较好相处。


问:其实你自己可能没察觉,你的血液里多少也有“尚武”的因子,到现在,快80岁了,还在商场上冲冲杀杀。
王:
儿子公司里的事务,能够参与的我都参与。我到现在还是他的财务总监。


问:财务总监?快80的人了,那些数字、名字你还能看得清、记得住吗?
王:你看,我不戴眼镜,既不近视也不老花,只是从最近开始,才觉得有一点点老化的迹象,看东西不像从前那么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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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里的小公主


问:因为父亲早逝,你们母女一直住在二伯父王士健家里,而王家当时是湖南的豪门望族。
王:应该算是,他跟“湖南王”何键关系很好。何健很迷信,认为姓王的都对他有利,所以他做了9年湖南省政府主人比黄花瘦席,我二伯父就在他手下做了10年湖南省禁烟督察处长。所以当时的人都说我们家的房子是鸦片堆出来的。


问:长沙的大宅子现在还在吗?
王:
已经不在了。那是个很大的宅子,有很大的花园,房子起得很坚固,造了好几年,当时我们一二十个小孩子在楼上跳啊闹啊,下面听不到,因为楼板是两层的,中间还放了沙袋,隔音太好了。后来姐姐们长大了,一个个嫁出去,房子渐渐空下来,家里就决定把它改成旅馆了。抗战期间,我们举家逃难,我伯父的勤务兵卷走了家里剩下的东西,怕人家追查,就用手榴弹把房子炸掉了。


问:那么多兄弟姐妹住在里面,父辈来往的都是头面人物,有点《红楼梦》的感觉吧。
王:
还好,因为二伯父家里,老大老二老三岁数比较大,不跟我玩,年岁差不多的五哥六哥,我们3个玩在一起。前面3个不带老四玩,所以他虽然大一点,也只好来跟我们玩。我下面,比我小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后来我二伯父再娶,又生了6个孩子。当时家里人确实很多,吃饭的时候,光佣人就要坐两三桌,有花匠,有带小孩的佣人,二伯父家的儿女都是由佣人带大的。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都不太想事情的,直到7岁脑筋里都一片空白,10岁还不会穿衣服,每天起床手一伸,让佣人穿衣服,穿好了眼睛还闭着。所以我说,人家去了美国后是从零开始,我是从零下开始的。


问:你了解你二伯父吗?
王:
不多。那时候家里的气氛比较严肃,我们小孩都不敢跟他讲话,很怕他,远远看到他走过来,我就赶快拐弯走掉。我大伯父倒是比较慈祥,很喜欢带我出去玩,去酒吧喝酒都带着我,把我往吧台上一放,就跟人家喝酒、聊天、吃花生米。


问:母亲对你监督得严吗?
王:
她也管我,比如她不让我游泳,怕出危险,也不让我看电影,说是会有不好的影响,结果我一直到十几岁都没看过电影,只能由姐姐们看完了回来讲故事给我听。她5岁就送我去读小学了,预备我21岁就能大学毕业。不过我母亲是非常慈祥的一个人,很多事情都是她说她的,我做我的。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她送我去幼儿园,但是我在家里娇养惯了,很不喜欢,非要我妈站在旁边我才上课,否则就闹,结果只上了3天,就回来了。后来读书了,家里就请了女教师,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一个大房间里,小孩每人一张小桌子,由女教师监督做功课,不懂的可以问她。


问:日军打人比黄花瘦倒湖南,你们家不得不开始逃难的时候,你只有10岁,小学4年级。那时候张灵甫已经作为团长、旅长、师长,在跟日军一场接一场地浴血奋战了。作为一个还不太懂事的小孩子,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王:
其实我们小孩子当时都很快乐,能够不上课,感觉就像是去郊游。


问:8年抗战,3次长沙会战,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后你回长沙的时候,看到的是怎样的景象?
王:
整个长沙都被大火烧了。能炸的都炸了。一片废墟里,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我先生正在长沙帮老百姓重建他们的家园。我们自己家也没有了,刚回来时,租了人家的房子住,后来才慢慢另起了房子,在韭菜园。再后来,我们又在长沙水陆洲造了跟原先差不多样子的房子,另外在杭州也有一座一模一样的,是我大姐的陪嫁。


问:嫁了人,你就中断了学业,也和从小一起长大、学习、玩乐的兄弟姐妹们告别了,有觉得遗憾吗?
王:
其实那些哥哥姐姐,不是上班了,就是去外地读大学了,有的是浙江大学,有的是复旦大学,早就不在一起了。学业嘛,老实讲,我并不是很喜欢念书,所以也没什么遗憾。年轻的时候,我做事情基本上不考虑什么后果,高兴怎么做,就去做了,很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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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热闹

  为了凑《集结号》国共大战的热闹,也因为明年再贴就有点过时,今起连载本人专访稿《王玉龄与张灵甫:100年的爱恨生死》完整版。该稿8月份上过《外滩画报》,不过因篇幅和宣传政策等原因,只上了约1/3,后来准备找下家再卖一道而未果,只好把完整版整理出来贴博了。
  对了,新版的电视剧《红日》,果然还是让李幼斌来演张灵甫了。这个这个。。。也太过分了吧,就老李那长相。。。下面那张看着简直是老蒋。。。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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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原装正版可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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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龄与张灵甫:100年的爱恨生死(完整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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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人比黄花瘦色佳人。一个,是《红日》里兵败战死孟良崮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整编74师中将师长;一个,虽守寡60年独自抚养幼子老母,却成为了周恩来的座上客和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王玉龄和张灵甫,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以中日之间、国共之间的两场大搏杀为背景展开,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年近八旬的王玉龄,如今定居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60周年前夕,她接受专访,澄清了多个历史疑团。


文/菲戈
  说实话,采访完王玉龄,有一点点失望。想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嘴里探听出来的“历史秘闻”,很多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只能转述别人告诉她的东西;对于她所亲身经历的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她也没有更深的见解、更富教益的总结可以告诉你。而这些,可能都要归咎于一点:她太“年轻”了。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直接从一个名门望族的闺中小姐,变成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师长夫人。她嫁人的时候不到17岁,守寡的时候刚刚19岁。
  来看一份简要的“年份对照表”。
  1925年,张灵甫以黄埔四期生的身份,与同学林彪、刘志丹、谢晋元、胡琏等一起追随总司令“蒋校长”踏上北伐征程的时候,王玉龄还没有出生。
  1928年,王玉龄诞生在湖南长沙的望族王家时,北伐已经成功,张灵甫因屡立战功而升为连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张灵甫率军来到淞沪战场时,不到4岁的王玉龄刚刚为避战祸离开上海。那是她第一次到上海,陪身患重病的父亲求医。
  1937年,张灵甫以团长的身份参与了“八•一三”淞沪血战,从此他几乎经历了抗战中正面战场的每一场恶战,并打下了“常胜将军”的威名。而这一年,9岁的王玉龄正在家中欢度幸福的童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毫无意识。
  1940-1945年,张灵甫在王玉龄的家乡历经惨烈的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打瘸了一条腿,从团长升到副军长;此时的王玉龄却一路逃难,在山林间读完了小学,又读中学。
  1945年,42岁的张灵甫身兼74军军长和南京警备司令,成为蒋介石的“御林军总管”,而他娶来的新婚妻子王玉龄甚至不知道他的年纪,以为他最多30出头。
  1947年,直到孟良崮战役前夕,王玉龄还挺着9个月的大肚子离开南京,坐着在土路上颠得乱跳的吉普车,去前线看望张灵甫,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她说,那时候她真的什么都不懂,不觉得累,不觉得苦,不知道要小心“保胎”,只想着能见上丈夫一面,就开心了。
  1947年5月7日,这一天,王玉龄生下了胖小子,张灵甫爬上了孟良崮。10天后,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战死。
  这份“对照表”列出了在王玉龄与张灵甫相交集的那些“历史事件”中,他们各自悬殊的年龄、身份、地位和参与历史的“深度”。究其实质,其实无非是出生于1903年的张灵甫与出生于1928年的王玉龄之间巨大的年龄差距。尽管他们的婚姻生活和谐美满,尽管他们在很多事情上有着异乎寻常的“共同语言”,但实实在在的“代沟”使得王玉龄并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张灵甫这个人的过去,理解身处中国现代史上最血雨腥风最风云变幻的年代,他面对那些重大抉择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太年轻的女人。她能够付出的,惟有感情。这份感情一直支撑着她,直到现在,尽管谈起孟良崮她已经可以很平和地微笑着回答问题,但忆起张灵甫死讯传来的那些日子,她依然眼含热泪、声音哽咽。她依然固执地维护着张灵甫“常胜将军”的美名,即使面对无法回避的孟良崮之败,她也会说:张灵甫“几乎”从没打过败仗,孟良崮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败仗。她不反对重拍《红日》,但有两点保留:一,希望这个重拍版里不要再有丑化的倾向;二,传说中的李幼斌,她认为不适合演张灵甫,倒不是因为他刻画的“土八路”李云龙太过深入人心,而是因为他“长得不好”,与她心中珍藏了60年的那个高大、英俊、威武的张灵甫形象反差太大。近80岁的人,只要谈起张灵甫,她能够在儿子公司那间非常“台商”风格的凌乱会议室里一坐6个小时,中间只站起来接了两个电话,上了一次厕所。临走,她还反复关照:“我太平凡了,你写报道少写一点我,主要写张灵甫。”
  因此当我抱着“重述历史”的目的去采访王玉龄时,免不了有些失望;可是当我意识到不需要强加给她那些历史的“意义”,只需要去见证这段绵延一个世纪的感情,我却有些羞愧了——从1903年张灵甫出生,到2007年王玉龄依然健朗地接受采访,他们岂不正是用他们“跨越时空”的感情,串起了这整整100年的历史?我们这些后生,即使真的领受了后来者的“优势”,而能以更清晰更全面的视点来解读历史,也总是这些亲历者以自己活生生的爱恨生死,赐予了我们这些启示。因此我们唯有尊重,哪怕怀疑,哪怕反对,哪怕批判,我们也要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为出发点。



附:人物简介


张灵甫
  原名钟麟,又名宗灵,陕西西安人,1903年出生,先后就读陕西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历史系。1925年离开北大,投笔从戎,后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同学中有林彪、刘志丹、李弥、胡涟、唐生明(唐生智胞弟)、文强(毛泽东表弟)、李运昌(李大钊侄儿)、周恩寿(周恩来胞弟)等。1928年军校毕业后,先后参加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以及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累积军功升至团长。抗战期间,随74军浴血拼杀,几无败绩,获“常胜将军”美誉。抗战胜利后,升任74军少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统领“御林军”。1946年,74军改编为整编74师,全副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1947年5月,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整编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兵败身亡。


王玉龄
  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因父亲早逝,在二伯父、湖南名流王士健家长大。1945年,年仅17岁即嫁给张灵甫,19岁因张灵甫战死而成为“党国第一烈属”。1948年去台湾,1952赴美国深造,入纽约大学会计系,毕业后在美国航空公司任职21年。1973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秘密回国访问,其后开始每年回国,成为联系中国与美国、大陆与台湾的“桥梁”。近年担任香港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美国黄埔基金会名誉会长、孙中山国际基金会总会副主人比黄花瘦席等,并定居上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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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争片”的主体转换问题

  2007年末的两部国内大片,不约而同选择了战争题材,目的都想重新展示镜头下的“战争美学”。其潜台词,其实是我们过去所拍的战争片,对于今天饱受好莱坞大片狂轰滥炸的观众来说,已经远远不够刺激,因此中国的战争片也必须能跟上“世界潮流”。确实有一个转型了的战争片“世界潮流”,远一点,是好莱坞多年前通过《拯救大兵瑞恩》立下的标杆,近一点,我们的亚洲邻居里,则是《太极旗飘扬》以紧跟潮流的方式所获得的口碑、票房双丰收。


投资、特效还是其他原因
  通常我们谈及这些“新战争片”的成功,都会集中在投资和特效上。确实,没有足够的投资,没有最尖端的特效技术,想要达到《拯救大兵瑞恩》那样的视听效果是不可能的。这次无论是《投名状》还是《集结号》,虽然投资额度在华语片里已经堪称顶级,但相比好莱坞,依然只是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一流特效的价格基本上是全世界通行的,国际顶级的技术团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拍片就打对折给你,所以实际上我看下来,这两部国产战争片尽管已经挖空心思了,依然有很多地方明显受制于投资不足。通过比较,我认为以目前国内的“价格水平”,国产战争片在使用数位大牌明星的前提下,真正要取得国际一流的效果,3亿人民币还是不太够,5-6亿差不多吧。
  但是有了投资,我们就能拍出那种“国际化”的战争片了吗?我觉得未必。实际上一味纠缠于投资和技术,恰恰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搞清楚战争片模式转型背后的深刻动因。这一点不弄清楚,给再多的钱,你也只能拍出一部场面激烈宏大的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比如《最长的一天》或者《攻克柏林》,而离导演们想要达到的类似《拯救大兵瑞恩》的效果非常遥远。
  我们现在常常把《大决战》一类战争片视为一种技术上陈旧的模式,这种模式其实就是一种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的模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前苏联,从前的战争片都是这样拍的,区别只在于投资多少、场面大小、导演掌控能力的强弱以及最不重要的,明星演员的演技水准。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与所谓“新战争片”的差别,看上去只是强度不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虽然“新战争片”给予观众的视听强度无疑是要上了一个台阶,但其之所以能达到崭新的效果,却不仅仅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更多是来自视角的转变,源于对战争的认识的转变。


“新战争片”来自全新的战争体验
  当代的战争体验,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的战争打起来的时候,电视新闻里翻来覆去是飞机起飞、导弹升空的场面,一边天天炸掉一些水泥房子,另一边日日从云中打下几千万美元,别说肉搏了,敌对双方连人影子都见不到,大家每天做的无非是盯着屏幕拼命揿按钮。目标炸掉了吗?不知道。飞机都在云层上飞,底下当然看不到它,要是隐形战机,连雷达上的光斑都若有若无,可上面也看不见底下,得回来看卫星照片,用数码技术一级级放大,直到一个模糊的斑点变成一个看得清的物体。好不容易打下架飞机,飞行员几小时就在一个嘟嘟响的电子鸟帮助下救回去了,还是没打上照面。
  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人们之所以牢记战争的可怕,多半不是因为它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而是因为死人。眼下的怪事是打人的人死气白赖地承认自己胆小,怕死,所以要把对手推出去老远,用“斩首行动”之类,一记记有名无实地“点击”;被打的人则是莫名其妙地胆大,手拉手站在桥上等炸弹,胸前贴上靶心啸聚在广场上大唱“向我开炮”,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问题是其实谁都清楚美国、北约面目再狰狞,一般情况下也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射杀平民,如果面对的真是希特勒,如果是在那个被纳粹空军上千架飞机蝗虫一样地毯式轰炸的伦敦,我想脑子正常的人早就乖乖钻进防空洞了。所以说到底,双方都心照不宣地保持着一种姿态,不管身处旋涡的中心有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保持姿态的办法,就是“电脑战争游戏”。就像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绕着绳圈在拳台上游走,小心翼翼地不让拳头过分落到实处反而暴露自己的空挡,一心期望在这看上去无休无止的缠斗中以尽量少的代价占尽量多的便宜,最终是否击倒对手不重要,反正靠积累点数也能赢。
  不管将来战争是不是真的就一直这样奔所谓的“零伤亡”而去,至少在现代传媒的覆盖范围内,目前它表现出的就是这样一种不痛不痒的形象。我们知道,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商业文艺产品,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满足人们对缺失之物的幻想,比如所谓爱情片,就是对缺乏爱情的补偿。“新战争片”呢,就是对一种英雄气概的缺失的补偿,这种英雄气概只有在真正残酷的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如今这种“电脑游戏”式战争环境下却难觅踪影。
  传媒视野中的当代战争,基本上是宏观的,就像伊拉克战争打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军事评论员会坐在演播室里进行类似“兵棋推演”的解说,看上去就跟围棋大赛时电视台请某位九段高手来现场挂盘讲解差不多。因此需要补偿的,是那种在枪林弹雨中身临其境的“微观”感受。与之相对照的,是从前的战争,比如二次大战或者解放战争,作为一种“全面战争”,卷进去的人已经很少有前后方的区别,在地毯式轰炸中,平民与士兵的生命同样危险,所有的人都直接面对战火的炙烤。这种情况下,缺失的就不是对战争之激烈、残酷、血腥的个人体验,而是宏观上对战局、政局的把握,因为每个人都深深卷入其中,多的是感官冲击,少的是全局视野。文艺作品中对于这类战争的“补偿”,就是一种“全景式”的作品,小说里有《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电影里有《最长的一天》、《攻克柏林》和《大决战》。


不是真实,而是震撼体验
  具体到新旧战争片拍摄手段的差异,很重要的一点,是完全不同的镜头语言的运用。无论《最长的一天》、《攻克柏林》还是《大决战》,都有大量大场面的航空俯拍镜头。这是一个什么视角呢?没错,是“上帝”的视角。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通常是站在上帝的高度,以一种事后的全知全能的姿态来表现战争的,无论这一“上帝”,其实际名称是保佑星条旗的清教美国上帝、带领苏维埃俄半夜凉初透国战胜纳粹的铁腕斯大林,还是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
  用电脑游戏打比方,如果说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类似《红色警戒》、《帝国时代》之类即时战略游戏,玩家最主要是考验自己掌控大局的能力,那么“新战争片”就是CS之类的FPS射击游戏,玩家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投入激烈的战斗中。
  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写过一个小故事,大意是:蒙古人占领巴格达后的一天清晨,当时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书法家伊本·沙奇尔登上哈里发清真寺高高的宣礼塔,目睹了蒙古兵无比残忍的暴行:整座城市几乎被移平,几十万平民遭到杀戮,妇女们被奸淫,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被焚毁,上万册图书被抛入底格里斯河。在尸臭与死亡的哀号声中,他看见底格里斯河水都被书本里的墨水染红了。这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通过绘画呈现自己目睹的一切。他通过一个高高在上的俯视的视角,感受到了真主安拉会怎样看待这场人世的灾难,从而“能够从安拉所观望的角度画一条地平线来进行描绘”。
  细密画正是因为从真主高高在上的视角“俯瞰”世事,因此必须拒绝透视法,即一种从个体自我的视点出发组织起来的外部景观。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所隐含的世界观,与细密画的旨趣颇有些异曲同工。即使是那些反映战争中个体的活动与牺牲的镜头(传统莫道不消魂战争片中一般都会设计这样一些个体角色,以避免过于空洞地图示化战争),也是以一种带有强烈“疏离”特征的客观化镜头语言来表现的,这种时候,你可以明显感觉到摄影机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之外”观看着、拍摄着,而不是在场面“之内”参与着、经历着。牺牲场面再残酷,音乐、画面再力求饱满动人,摄影机本质上依然是在进行一种“冷静客观”的描绘,而始终与镜头内想要表现的充满爆炸性的事物“隔”着一层,观众也因此难以真正抵达战争核心的恐怖与英勇。“新战争片”在这一点上恰恰相反——在《太极旗飘扬》这样的影片中甚至有些矫枉过正——它们在本质上是“透视”的,其特效和镜头语言的设计中隐含了大量出于个体视野的“透视”效果,“新战争片”具有强烈震撼性的视觉体验,正是来自这种“透视”。
  但是透视不代表真实,而只是一种有震撼力的效果。比如《投名状》和《集结号》都竭力效仿的《拯救大兵瑞恩》中的那段奥马哈海滩登陆战。一般的评论焦点都在它的前无古人的“真实感”上。然而它真实吗?说它真实,是因为它似乎运用了纪有暗香盈袖录片的拍摄手法,可是真正的纪有暗香盈袖录片从来不是这样从头到尾晃着去拍的,哪怕不得已晃几下,也要迅速调整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机位。斯皮尔伯格是靠着在摄影机上加上一个专门制造的振荡器,来获得这种晃动的“真实感”的。在真实的战争中,是没有人看得到这种所谓的“真实”景观的,如果一定要看到它,你就得在譬如士兵腰间绑上一台摄像机,但是没有士兵会绑着摄像机冲锋,拿性命开玩笑,所以它是完全背离战争的真实和纪有暗香盈袖录片的真实感的,而只是一种被利用的风格质感罢了。振荡器之类技术手段,将镜头的视野收束、集中于个人化的狭窄范围内,反而成倍地增强了观众的代入式体验。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会发现摄影机已经从俯拍和中远景居多,转变为“透视感”强得多的低机位仰拍和变焦、特写居多,偶尔使用的远景俯拍,只是起到必要的交代场面和数量的功能。记得某位美国导演说过:“真正的战争片要让观众感到有人在对着自己射击!”斯皮尔伯格正是把这个理想化为现实的人。在由他肇始的“新战争片”里,重要的其实并不是真实,而是给予观众一种震撼性的体验。这种震撼性体验是被命名为真实的,而并不是真正的真实。事实上,真正的真实,观众是不要看的,尤其不要在商业片里看到。[顺便引用一句海德格尔说过的话:“无论对艺术享受还是对艺术创作来说,体验都是决定性的源泉。一切都是体验。但也许体验却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这种死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艺术作品的本源》,载《林中路》P63,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华语战争片的艰难转型
  广义来说,从个体视角表现战争,并非自“新战争片”肇始。从前像《雁南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万的童年》、《炎》、《野战排》、《生逢七月四日》、《一个和八个》、《晚钟》这样的电影,都是极具震撼力的战争题材影片。不过它们的旨趣更多在于人,而不是战争,与其说是战争片,不如说是利用战争题材剖析人性的文艺片。战争当然不可能不涉及人,从《拯救大兵瑞恩》、《太极旗飘扬》,到《投名状》、《集结号》,都涉及战争环境下对人性的考验,但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新战争片”更多是借了对个人的重视,来重构体验战争的角度及其再现;战争场面的表现方式尽管被翻转,依然是主角,而不是像“战争文艺片”中那样,退到背景里去,为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微妙变化服务。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新战争片”,无疑是定义在一种相对狭窄的范围里,它不是艺术片,而是一种以场面取胜、以人情加以提升的商业片。
  从这个角度看,《投名状》的战争场面表现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内在的矛盾。说到底,战争在陈可辛手中依然只是一部表现兄弟阋墙题材的文艺电影的背景,“新战争片”的手法只是色香味上佳的“浇头”。因此你会看到,影片中大量的是以传统“客观镜头”表现的战争场景,只是做得更细致更用心而已。只有特别激烈的舒城一战,较为集中地用到了“新战争片”的手法——带着机器扎到群众演员堆里去拍,用低机位贴身拍,用层次感丰富而清晰的快速剪辑表现战斗的激烈等。但是敬业的陈可辛明显对战争片并无心得,战争场面的拍法总体上是保守的,个别段落的出彩,并不能说明他对“怎么用强烈个人化的战争视角为兄弟之争的情感逻辑加强说服力”有什么真正深入的思考。观众可能想不到这么多,但他最终会觉得,这部电影里的战争场面虽然很不错了,但不知什么地方,总让人觉得不是很过瘾。
  《集结号》在这方面要比《投名状》好很多。冯小刚这次脑子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要做一个以震撼性效果取胜的商业片,因此前两段战争场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国内迄今为止最高水准。《集结号》的问题,可能在于冯小刚一再声称的某种“情怀”,有时候与“新战争片”手法极端个人化的视角难免会有冲突。《拯救大兵瑞恩》讲的是美国版“一个和八个”的故事,基本的视角就是个人和一小队人;《太极旗飘扬》“胆大妄为”地将一切国家、民族、政治解构掉,只为了突出一样东西:兄弟之间的血缘亲情,为了导演心目中这一最后的“真实”,他不惜让张东健饰演的大哥毫无“原则立场”地为敌对各方效力,甚至在战斗打到一半的时候掉转枪口,仅仅是为救弟弟。这两部极端“个人主义”或者“小团体主义”的电影,是最最适合用“新战争片”手法去表现的。可是《集结号》不能这么模糊立场,也不能太过于个人化,它始终有一个集体主义的背景,也要有必须的意识形态站队。这就是为什么你被它震撼了一把之后,回味中会有一种空洞感。因为它受到限制的基本态度,与过于强调震撼性个人体验的“新战争片”手法之间,是有一种不易察觉的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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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号

1.《集结号》绝对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片子。我一向认为,甭管怎么抄,哪怕全盘是抄的,能抄好都是大本事。尤其对眼高手低惯了的中国人是这样。《集结号》有资格说,仅就战争场面而言,抄得非常到位。
2.《集结号》整体上相当统一,绝对没有某些故作深沉的影评人批判的所谓“两截败笔”。相反,我认为将阻击战的最后一段剪辑到影片结尾的做法,保证了将全片焦点统一在那无比残酷的一仗上。如果将《集结号》比喻成交响曲,它不是传统的3乐章或4乐章均衡结构,倒是有点像马勒《第三交响曲》那样,靠一种倾斜的异乎寻常的重力,来“自然”地产生构成整体的动力。第一乐章,即一上来的两场战役,类似暴风骤雨般的急急板,以超乎寻常的强度、密度和长度,一下子压过来,让你老半天喘不过气来;然后第二乐章,医院风波及朝鲜战场上的一小仗,是一个相对轻松短小的小快板,依然保持了战争的强度,却为导向第三乐章进行了铺垫。第三乐章大致上可以比喻成和平时期的男版“秋菊”故事,它顺利接过第二乐章的班,深处却是靠着第一乐章的强大惯性在往前推。然后在这股推力堪堪将尽的时候,第四乐章带着强烈抒情性的回忆主题进入,其中既有终于找到了“公平”的情绪释放,也有一个完全来自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即为一些人所诟病的、分割剪辑到这里的阻击战结局,然而这个呼应从节奏上看是如此必要,正是它使得整体没有真的被分割成两段。第四乐章的最后,就像绝大多数的交响曲结尾,注定是光明的、激昂的以及……煽情的。区别只在于煽得好不好。《集结号》从影片逻辑来说,煽得还可以;从一部优秀商业片所可能达到的深度来说,煽得很一般。原因见3。
3.《集结号》的完整,在于它能自圆其说,因此全片看下来不会有太大的漏洞,一气呵成。这方面它是超过《投名状》的。而对于一部商业片来说,这又是最重要的。但是冯小刚自圆其说的层次有点偏低。从观影体验的角度,我非常满足于影片本身的震撼力,同时,一般国产片中会经常出现的那种让人浑身难受的东西,《集结号》中也基本有意识地避免了。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不是太过分。但是出影院半小时后,坐在家里回想一下,却发现这片子没给我留下什么,这时候它才显示出它空洞的一面。这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把电影一味当作“盲肠”的冯小刚,确实缺乏对战争进行深入挖掘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凭他的基础,能够做出眼前这个《集结号》,已属难能可贵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片是最触动意识形态神经的片种之一,尤其是大投资主流战争片——低成本的战争文艺片还好点,像《雁南飞》、《伊万的童年》这种。战争本来很大一部分就是因意识形态之争而起的,对战争的反思必然涉及对意识形态的反思,而如果某个意识形态至今至少在官面上依然是统治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反思战争又从何谈起呢?我一直认为《太极旗飘扬》很了不起,不是因为我赞同它有些彻底虚无主义的对待政治、国家、民族的态度,而是我认为它有从根基上挑战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勇气,但前提是,韩国的政治要进化到这样的程度,允许有人用电影来挑战它的某些意识形态。冯小刚有姜帝圭的条件吗?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青软蛋评论家们,指责冯小刚不在《集结号》里反思国共内战,简直是在背后踢人家屁股让人撞刺刀,恶毒。这个电影如果不是以类似英雄主义、战友情谊的东西来“收口”,它大概连剧本审查都通不过。我之所以至今不愿意写《投名状》的影评,答应了人家最后都没写,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审查时被剪了30多处,又加了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金城武的旁白,完全没法评了。要评我就要批它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它都被剪成那样了,能完美吗?上映前陈可辛完全敢怒不敢言,因为但凡有个记者捅出去,影响票房不说,局子里说不定明儿就索性下令彻底禁映,那打水漂的,可是3亿啊。总算现在票房破亿了,我小小八卦一下,估计问题不大了。《投名状》里被剪掉的都是些女人啊、血腥场面啊之类的东西,《集结号》更敏感,更残酷,要是再去反思什么,1000万美元,你评论家来还吗?
4.我真的是实事求是。《夜宴》我认为不仅是冯小刚最烂的电影,而且在所有所谓中国式大片里,它都是最烂的——起码是之一。但是《集结号》就确实值得一看,而且值得去大银幕看。我特地去上海影城带8声道SDDS的一厅看的数字版,效果的确震撼。我始终说,要看到国产商业片不断进步的一面,要鼓励它们更商业,更娱乐。等到拍电影真的变成能赚大钱的事情了,也就有人投艺术片了。商业片是根基,现在连侯孝贤他们都明白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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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之废物利用] 老男人的2007

  老S有大半年没联系了,岁末忽然给我打个电话,谈点公事。谈完公事,开始瞎聊,说刚从网上读到一篇妙文,20岁和30岁男人的区别,问是不是小七写的。风格像是小七。我说是,不过那是他多年前就发在一份杂志上的。
  那种妙文我写不出,没那才情。要我写,就变得很无趣,两句话:20岁男人还是男孩,30男人差不多可以算是男人。那么我这样,35岁以上的男人,就彻底是老男人了。再过几年,当中这个“男”字也可以挖掉,直接称“老人”。我就是老男人。我的2007年就是一个老男人的2007年。
  这件事情说起来很没劲。35岁算什么呀,人家快50了,还青年干部呢,一门心思想最后把自己搞成老干部。怎么现在这帮人,一过30,就身形疲塌,目光散漫,还偏要摆一副过来人,老三老四的样子。等到过了35,就开始嚷嚷半辈子过去了。
  都说30岁经历过不少,而立了,成熟了,有安全感了;过了35,似乎就完全应该是成功人士的范儿了。
  其实你看:25岁时谈的是倒卖钢材,35岁谈倒卖媒体;25岁时扎堆,炫耀昨晚上涂的200行有暗香盈袖长诗,35岁喷着酒气,要蒙200万投资;25岁时手捧米兰•昆德拉,想的是名利双收,35岁干脆枕着默多克传睡觉。一样是在吹泡泡,一样在吹泡泡的时候,口腔得到最大快感。除了泡泡放大了,10倍百倍,真有本质区别吗?
  唯一的区别,我看,是多混了10年,混了个脸熟,更多的人真就信了。10年前,20万从我嘴里出来,是个笑话。10年后,我说200万,就是一个可以考察的投资计划。哪怕2000万也有人愿意来倾听一下。昨晚上我还跟某大基金会领佳节又重阳导边喝咖啡边聊个千万美元级别的国际投资+国际阵容巨片来着,聊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兴奋,唾沫星子乱飞,出多少钱都肯,圈多少投资都貌似有谱,一转身,天知道有谁还记得。
  资本运作,是有追求的35岁以上老男人最爱挂在嘴边的词。其实扪心自问,这个词给你的心理感受很复杂。它可以有一种成就感,但也隐含着心虚。因为你知道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真实物质财富的能力,但又急于分享财富。于是只能圈钱,以知识经济、新经济、全球化经济的名义,搞重新分配。但实际过程也许很简单,就是某个更老的老男人看你顺眼,就把一部分稀缺资源交到你手里,挑你发财。
  35岁的老男人,通常有家庭压力(这个我算是比较幸运),需要钱搞定老婆孩子双方父母,并且要有符合身份的车子房子,急吼吼要发大财,也正常。问题在于没有节制。月薪2万够多了吧,可月薪2万的老男人,眼睛盯着200万的生意盘子;月薪3万,这个盘子或许就变成了1000万。这就像鸦片,有瘾。
  累是累的,35-40岁大概是最累的年纪。但是话又说回来,话语权啊、职位啊确实也都在悄悄“转手”中,自我感觉无疑还是好的,不管里面实际上有多少猫腻和虚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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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之废物利用] 加息

  我看过本小说,叫《棋盘园主义》,算是武侠,但又跟一般武侠不太一样,非常十三点,让我差点狂笑不止吐血而亡。
  举例来说,里面有一个元朝的少林和尚高手,掌握一门十脉神剑绝技,威力强大,就像十支激光剑,碰上的东西全都粉粉碎。后来一时把持不住,给一个美女废了少林童子功,功力大减,十脉神剑倒还能使,就是碎不了任何东西,大约就相当于舞厅里搞稿气氛的激光灯。
  这个故事,说明女人在本质上都是很强大的。任你武功再高强,境界再高远,目标再伟大,思想再健康,她都有办法用最简单的招数片刻把你搞定。《棋盘园主义》里武功盖世的头号反派,最后也是死于因亲眼目睹自己的九奶与少林和尚乱搞而突发心肌梗塞,再好的功夫都没来得及使出来。
  关于女人无招胜有招的厉害,我也是深有体会的。举例来说,有一阵子银行要加息,我私心大为窃喜,因为我有存款啊。那时候,我找了个购物狂女朋友,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刷卡透支购物。像我这么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有品位的“四有烂人”,当然不希望女朋友只会消费,就试图引导她进行一些健康有益而且还不太花钱的活动,可是没什么成效,只要一经过商店,她就两眼放光,而且还振振有词,说银行利息低,我的钞票烂在银行里,是自动贬值,还不如她花出去,换了值钱的东西。这一加息呢,我觉得可以趁机再对她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有一天,我坐在马桶上,脑子闲来无事,就构思了银行加息对于改造中华民族妇女精神状态的一系列伟大意义,准备晚上成文,顺便再赚点稿费,在银行户头上再添点零头。简言之,我认为银行加息,可以让热衷购物的妇女同志们稍为地减低热度,尤其是刷卡,欠款的利息高了,也许她们就会肉痛,不再丧心病狂地透支。由于这些购物狂的女人,平日里最频繁的活动就是消费,因此一旦购物热度下降,她们的活动就大幅减少,这样,她们的一部分能量就无处发泄,转而投入到工作中,化肉痛为力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精神状态无比健康向上。由于美国近期利率没有上调,所以美国妇女的精神状态就肯定不如我们健康,对GDP的贡献不如我国妇女大。GDP大了,妇女同志们的收入就会增加,就更体会到把钱存银行而不是一味消费的好处。此谓良性循环。
  从厕所出来,兴冲冲地把伟大理论告诉女朋友,岂料她小嘴一撇,只一句话,就用生活常识 ** 解构推翻超越了我的宏大叙事。她说:我会把信东篱把酒黄昏后帘卷西风卡跟你的户头关联,我还不起,你来还。
  我恍然大悟,原来倒霉的不是美国,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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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的脊椎骨”

  改稿子的时候,读到一篇书评,其中引用了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说的话:敏感的脊椎骨是阅读当中最有用的东西。另外还引用了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日记》中说的另一句差不多的话:阅读,理当是一件能为身体带来愉悦的事情。
  我大概知道我为什么始终对纳博科夫不太感冒了。这个人过于爱作惊人之语,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个男版苏珊·桑塔格。读纳博科夫的文论,是一种快感和无聊感相交织的奇怪感受,但最终无聊感会占据上风,因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快感,哪怕再爽,最终总是无聊的。
  每个喜欢读书的人,大概都有过“敏感的脊椎骨”被刺到的经历。爱读金庸的人会被刺到,爱读琼瑶的人也会被刺到;爱读纳博科夫的人会被刺到,爱读康德黑格尔的人也会被刺到。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你的“敏感的脊椎骨”会不会被刺到,而在于什么东西刺到了它,给你的身体带来“愉悦”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及这刺到你的东西究竟有何价值——如果你还不想做一个彻底的相对主义者的话。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最能刺到我“敏感的脊椎骨”的文字,就是传统评书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图书。我对所有“世界名著”一概没有感觉,被逼着读两本的时候,不仅毫无愉悦产生,而且浑身难受。如果我不去寻求“进步”,那么我始终都只为读那些东西而快感——没错,无论愉悦还是“敏感的脊椎骨”都是有的,但那够吗?如果所有的“敏感的脊椎骨”都是等值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停留在第一本给我带来快感的连环画上呢?我记得那是《小马过河》或者类似的什么。
  我想,阅读和做佳节又重阳爱的道理大概是差不多的。显然嫖妓是有快感的,当你射半夜凉初透精的时候“敏感的脊椎骨”肯定是起作用的,但是但凡一个对生活质量有点要求的人,是不会一辈子只满足于嫖妓的,因为一种伴随深刻感情的性行为,其快感是一般的机械运动成果所无法比拟的。那些流行的易于阅读的文字不是不可以读,休闲娱乐谁都有权享受,正如我从来都不反对卖淫嫖娼(其社会代价是另一个问题)或者 ** ,但老实说这两样我都“麻麻逮”,因为得到的快感一般,要付出和担心的又比较多。我常对人说,去读读康德吧,起码可以读读《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序言,你会发现康德的文笔完全是大师级的,他只是在论述更深奥的问题时,不得不晦涩起来。然而这些貌似晦涩的文字,一旦读懂了,其快感也是通俗读物完全无法相比的,不止是“敏感的脊椎骨”,简直是对脊椎骨的敲打和对脊椎神经的直接挠拨。
  可问题是,如果始终以“敏感的脊椎骨”为准绳,我们将错过多少更好的东西。通常你在一个阶段,只会对某个层次的读物起“生理反应”(愉悦),超过这一层次的东西,你读起来会感觉艰难,会吃力而又常常抓不住关键,甚至会厌恶。这种时候,以“敏感的脊椎骨”为准绳,你就该抛弃它们。可是如果你坚持了下来,可能你的阅读能力就上了一个台阶,迎接你的是浸泡着那条被更新了的脊椎骨的更大的愉悦,你愿不愿意下这个赌注呢?
  不管你下不下这个赌注,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敏感的脊椎骨”或者“愉悦”绝不是纳博科夫和曼古埃尔所设想的具有足够明晰性的标准。它们是存在的,但它们实在太变动不居了,从来无法成为我们判断一次阅读行为是否具有价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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