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意思

随便写写

Archive for the '未分类' Category

小雨伞

前两天跟T通了个电话,有一两年没联系了。他是我高中同学,一度做过市委帘卷西风书记C大人的小玉枕纱厨秘书。在C大人出事前,他有一次跟我说起想离开,因为看到了太多令他觉得害怕的事情。后来他果然安全离开了。T同学说他现在关在外地某个地方的党校封闭学习呢,要3个月。我说哈,你关的那个地方我国庆期间刚刚自驾游路过啊,然后我就从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飞去了HK,参加嘉德苏富比等的秋拍。他说你去拍卖会是次要的吧,你是去看YX的吧。老同学就是老同学。他还说,我知道你有这个情结,你该不会是去传授经验的吧?我说传授个P经验啊,人家要秩序有秩序,要团结有团结,要韧性有韧性,我待了一个星期,看看人家处理得蛮好,就回来了。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内地这边的人,不管ZF还是反ZF的,不管网络愤青还是隔壁邻居,全一帮大老粗,根本不懂人家在干嘛、在怎么干,还整天以老大哥的腔调说人家幼稚、被利用、不懂妥协等等,真他妈没药救了。其实呢,我这种,在那儿就只配默默地看,每天看几小时,学习,有什么资格去传授经验?我们不过是年轻时候,25年前,瞎闹过一回,不过是那回最后事情闹大了,不过是当年曾经不要命过。但不要命其实算是容易的,扪心自问,那一年我们真的不知道要的是什么,知道的那一点点也不懂怎么去得到它。我们当年除了喊口号和不要命,还有就是年轻身体好,天天走十几二十公里也只当是散步,头天发39度的高烧第二天就能去静坐,而且一坐三天三夜不睡觉……
以上是废话,以下才是正文。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从HK回来十天了,现在我差不多淡忘了这件事情,只是偶尔想去看一看有没有清场的消息,但是因为有墙,消息也不太容易得到。虽然作为老媒体人,我基本只要搜搜百度,看看官媒的信息,就能够通过这20年来练就的某种翻译大法,将那些歪曲的甚至虚假的消息转译成相对正常的词句,从而多少看到我想看的东西,但毕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总是无法得到最客观及时的资讯。
事实上,我在去HK以前,对这场运动是有我自己的判断的,而且这判断基本上是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对阵双方都缺乏真正的政治智慧。HK的起事人,问题在于时机的选择和策略的拟定。这个时机实在不是很好,最高当局很难在这个时候软下来,具体原因我就不说了,说了发不出来,自己想吧。然后“真普选”之类的口号也很难实现,让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推翻自己的决议,实在难度太大。有什么中间选项吗?至少一时还看不到怎么才能妥协收场。
另一方面,最近15年里,领佳节又重阳导人们逐渐失去了毛时代和邓时代在处理HK问题时那种基本上放手不管、只在最关键的时刻点点穴位的气魄,因为实际上那个小地方,完全的商业社会,再怎样强硬的反对派,总是少数,是翻不起什么大浪的。小打小闹的,由它去自生自灭,不用任何强势弹压,当地市民的保守性就足以浇灭所有的热情。然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想多做一点,多管一点,想要显示你的存在,甚至你的权威,马上引起反弹,本来没什么大追求的市民,一看你露出有点狰狞的面相,就开始害怕万一他们再没骨气,就只能和这边的人们一样被收拾得服服帖帖,连看个新闻都要翻人比黄花瘦墙——我好多次在旺角或金钟的街头,听到平时不问天下事的七十几岁老头,在围观人群里跟人讨论时说着类似的话。对学生和政党来说,“真普选”或许是一句有分量的重要口号,但对普通市民来说,他们其实就害怕一样:如果再任由事情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不就像生活在内地一样了吗?如今HK的经济已远不如从前,甚至很大程度要看内地的眼色,如果政治和舆佳节又重阳论生态再一步步恶化,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身份?
但是撇开HK本身不谈,我现在特别耿耿于怀的,是我渐渐把他们忘了。他们还在那里每天坚持坐着,他们准备要这样长期坐下去,所以我看到很多人白天上班上学,晚上来轮班坐,所以不论金钟、旺角还是铜锣湾,总是白天人少晚上人多。他们这样有条不紊,的确是有长期性的安排,可以多少避免“拖”字诀带来的焦虑,也可以多少避免我们当初为了坚持下去而不得不不断掀起新的高潮,于是不得不把自己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推。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有勇有谋的,我佩服。但是我即将把他们忘记了,因为几天也看不到他们的消息,渐渐地他们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不重要了,他们还在那里,风里雨里白天黑夜地坐着,而我在这里吃吃喝喝听音乐看电影。我们曾经有一周的时间在同一个时空里相处,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越来越理解他们,越来越看清楚事情的多个面向,越来越能够兼具同情与批评地、较为全面地去评价这个事件。但是一周后我不得不回来了,然后再过一周,我不得不将他们推向了自己生活的边缘位置,偶尔才想起来,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来写这篇字——本来我更想打一盘游戏看几页书、跟新养的大白猫玩一会儿的。
我本来对网络时代的“墙”是不屑一顾的,以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资讯的洪流是无法堵塞的,硬去堵,它就会决堤。并且即便你筑再高的墙,也永远会有翻人比黄花瘦墙的工具,好奇永远是最强的动力,推动人们翻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但是我忘了原来大多数人是跟我一样懒的,当墙筑起来以后,渐渐地我们就忘记了翻人比黄花瘦墙的需要,只要墙里面的生活暂时还算安稳,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接受塞给我们的垃圾——即便有时候我们会忍不住对着垃圾啐,那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心理上自我崇高化的需要,甚至反而以我们能在别国人都已无法忍受、难以生存的这么海量的垃圾包围之下安然度日这一“事实”,作为我们本质上非常强悍的证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诅咒HK的青年们去死,骂他们不爱国,公然要求ZF武力弹压了。他们那彪悍的垃圾人生怎容你们这些蜜罐里泡大的小兔崽子来否定?更何况你们从前是尿过床的啊,所以你们注定这辈子也只准在床上尿了,不是么?
在一个满目垃圾的填埋场里是最容易掌握真理的——因为这里除了不断被倾倒进来的垃圾之外,还有什么呢?他们不会想要真的去走一走、看一看,与自以为的真理较一下劲。他们根本懒得推翻自己,也没有勇气推翻自己——用垃圾堆出自信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有点成形了,又怎会这么轻易去否定它呢?我觉得我还算好的一点,就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如果我有兴趣,但凡有机会,总想去当场看一看,再想一想。如果做不到,我就不多说,因为我实在太清楚做一个旁观的大发高论而顾盼自雄的人,是多么的轻易与无谓。然而我还是无力与时间和空间做斗争,每当我回来,回到这个多少有点醉生梦死的城市,我所看到、听到、想到的那些东西就以一种圆周离心的方式飞快旋转着远离开去。最后,就如此刻的我,又一次,将像你们一样,在腐烂的垃圾那酸臭与甜腻交织的气味中安然睡去。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No Comments

梦一个,外一则

梦到外婆。好像是她死后第一次。
晚上睡觉前,有些昏黄有些温暖的灯光下,那间熟悉的大房间。我跑去摸她的脸,脸上的皮肤色泽黯淡,有斑点,但是光滑,不是少女那种柔软温润的光滑,而像是覆了层膜或者蜡在质地更粗糙的物质上,有点硬。我说,你放心,你肯定可以活到130岁。她点点头,不是很激动,但又挺高兴。我又说,睡前为了庆祝一下这个发现,我们喝口小酒吧。于是打开门口的酒柜,随手抽出一支瓶子细长的淡黄色的葡萄酒。她忽然说,这点小事,别喝那么贵的进口酒了,随便拿支国产的吧,进口的留着慢慢喝,还有那么多年要过呢。我说好,抽了旁边一支瓶子长得差不多的国产酒,一人倒一点,干了个杯。
后面忘记了。

**********************************************************************************************************************

醒来想起,快到忌日了。下面这段是两年前记的。

听到外婆去世的消息,是11月8日下午,从阳澄湖回来途中。刚吃完午饭,坐在桌边抽烟聊天。除了第一瞬间鼻子酸了一下,其他时候都很平静。因为早有心理准备。
我平静地坐了一个半小时车回到上海,中间只是不自觉地叹了几口气。平静地到长乐路,告知阿婆、三伯父和大姑妈,作为亲家,他们要出席葬礼。平静地在金刚面店吃了碗辣酱面,加素鸡,加荷包蛋。平静地走回家,洗了澡,打开电脑上了上网。前一晚喝多了,却只睡着4小时,天没亮就在床上翻来覆去。是有不好的预感么?总之极度的疲劳让我不到10点就爬上帘卷西风床。两小时后醒来,起身吃了冰箱里最后一个黄金奇异果,半根德国香肠和一杯牛奶。回到床上看了大约20页书,1点多,再次平静地入睡。
醒过来是早上8点出头。倚靠着一堆枕头,看着最左边开着的那扇窗,冷飕飕的已经有些冬天气息的风不时吹起灰褐色的窗帘一角。忽然一种巨大的茫然兜头袭来,就没能忍住……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No Comments

滩涂

鲁比·沃森的《兄弟并不平等:华南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和亲族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版)是本蛮有趣的书。如果不是年底年初在粤东南沿海转了一大圈,忽然对所见以宗族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的新发展,可能会给中国未来带来什么变化起了大兴趣,我大概一时不会翻出这书来读。此类结合历史、田野、乡村研究和文化批判的著作,是我眼下读得最起劲的书了。
昨晚喝了后劲颇大的梅子酒,本想早睡,起来还要赶稿,不料睡前在《兄弟并不平等》P110,读到有关厦村(原属广东新安县,现属香港新界)的一段记述,引起了一些久远的回忆,不免有些神思浮动。于是竟花了三四小时来写现在这篇文,又是天亮才睡下。
书上写的是:“除了渔业和牡蛎采集,海岸还为当地人提供了另一种食物来源,可能还加上现金收入。克朗论述说,在19世纪50年代,‘可以看到几百个老人、妇女和孩子在退潮后广袤的平面上采集小鱼、螃蟹以及其他搁浅的小动物’。即使在今天,很多厦村老年妇女还因采贝能手而出名,据说这种技巧在歉收时期尤为重要。”
读这段文字时,我眼前唤起了活灵活现的画面,宛如亲临。但其实我从未去过类似的地方,见过这样的场面。它来自我的记忆深处,但随着年深日久磨灭不去,竟渐渐地像是我自己亲眼所见了。
与之相关的是另一个我写过多次的画面:上中学,或许只是小学的我,下午三点半放学回家,还没进家门,就能闻到幸福邨5号楼上飘来的咖啡浓香。那是外公在用一个铝制的咖啡壶烧煮结拜兄弟从智利带给他的南美咖啡——再早一点当然是品质差好多的“上海咖啡”。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还是一种相当稀有的生活方式,但我已经习以为常,很自然地跑上3楼,接过外公递过来的钢化玻璃杯,书包一扔,就趴在大圆桌上等。大圆桌放在外公外婆那间30平米的朝南大卧室里,下午的阳光透过阳台上斜斜架在竹竿上的细密的竹帘照进来,冬天温暖,夏天则比外面阴凉好多。咖啡烧好了,外公就拿着壶过来,一人一杯倒好。他自己加炼乳,加方糖,我是不知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只喝清咖,加少许糖。记忆中咖啡的味道,和现时星巴克、COSTA之类完全不同,要清冽、爽利得多。我后来在改造复原的百乐门舞厅喝到过最近似的口味(那里的西餐也是非常老派的“上海西菜”),现在好像只能在真锅那款碳烧咖啡里稍稍找到一点影子了。
一老一少喝着咖啡,固定的节目就是外公讲古。小时候的我据说是个超级讲故事能手,姨妈说我小学里去她们东北鞍山的家玩,人生地不熟,第一天傍晚就在楼道口讲故事,结果引得大楼里的老老少少都来听。我是不大记得当年这么风光过了,只知道后来我在班上站起来发个言都会脸红脖子粗,半天憋不出一个字。人都是怎么退化的啊,真是个谜。但在听外公讲故事的时候,我应该还没开始退化进程,只是他一讲起来,我就没了声音,比听课认真一百倍。那时的我并没有多少历史知识,不知道老人讲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分量,但却直觉那都是些极有意思的、我再也不能亲历亲见的事情,所以一开始就贪婪地听着,不管懂不懂,都努力记住。那时候有个小采访机就好了,全部可以录下来。现在的我常常会叹口气,懊丧地想,让外公外婆把那么多记忆就这么带走了,真是罪过。
但我多少还是记了一点下来。后来进大学,读了《百年孤独》,就野心勃勃地想,我家的故事大概也可以这样写一写的,也是100年以上的跌宕起伏。事实上我真的用一本中学练习簿写了不少,还自鸣得意地取了个名字,叫《福海》。小说自然是烂得没法读,但经过这么一写,我倒也保存了不少外公讲的故事下来。现在它大概在长乐路房子的某个乱纸堆里窝着,存心去找怕是找不到,也不知哪天就会突然冒出来。
所以我接下去要写的,是某种双重的回忆,还带着想象的扭曲。它首先是外公那渗透着咖啡浓香的回忆,然后被我掺以拙劣的想象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而现在,我在努力回忆那些文字里写了什么,并希望能从中挖出最接近外公原初所讲的那些断片。
据外公说,他的爷爷,是最早一批去美国讨生活的中国人,后来好像是在檀香山发了财,就回到香山老家买田置地,家业一时大为兴旺。但他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族人有求必应,大手大脚,后来或许又碰上什么天灾人祸,渐渐家道就又中落了。外公的父亲因为生在有钱人家,就必须读书科举,科举不第,百无一用,只好去四川教书。外公出生时,父亲一直在四川,很少回广东,所以他是爷爷带大的。他说每天夜里,爷爷都会很亲切呼唤:“阿权,来喝粥。”我还记得说起爷爷,当时七十多岁的外公,眼神中分明透着一份深情,而我也会在瞬间觉得面前的他成了一个油灯摇曳之下趴在小木桌上闷头喝粥的小男孩。那时的外公,跟趴在大圆桌上捧着咖啡杯的我应该差不多大吧。喝完粥,很早就睡了,因为第二天要早起。
那时候,因为家里经济渐渐困难起来,一大家子人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于是小孩子们也开始想各种办法。外公是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起来,跑到退潮的海滩上去捡拾各种贝类、螃蟹、小鱼,回来帮补家用,至于是自家吃还是拿去卖,就不清楚了。外公曾跟我很详细地描述过天色将明未明时的滩涂,不是沙滩,而是那种厚而滑腻的反射着月光的泥滩,孩子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上面跑,有时也会坐着一种类似雪橇的简陋小车,在滩涂上滑行。那既是劳作,又是玩耍,直到太阳升起,才回家,将数小时的战果交给奶奶处理,然后好像可以再睡一小觉。
就是这些听来的记忆,与《兄弟并不平等》里的那段描述重合起来,引出了这一大篇字。
外公的父亲读了太多书,或许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外公一天书也没读过。家业衰败后来加速了,以至外公不得不在17岁上就跟着同乡大哥蔡昌出洋讨生活。蔡昌就是后来旧上海四大公司之一大新公司的大老板。外公怎么跟着蔡昌在南洋做水果生意,怎么在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之后回香港创办大新公司,怎么被蔡昌派来上海筹办百货并最终立足四大公司之列,怎么在此过程中靠自学断文识字、成为当时的“金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外公老家那个村子,叫外沙村。他的户口本上,一直写的是“祖籍广东中山”,但其实我查中国最新的区划,发现外沙及其所在的金鼎镇,现已划归珠海。外沙村和翠亨村只相距十几里地,去年我陪姨父从深圳去澳门,坐着远房姨表弟夫妇的车,途径中山和珠海,两村都曾匆匆扫过一眼。当年相互通婚、关系密切的外沙与翠亨,如今已分属两市。家族里老一点的亲戚都还一直记得,孙文的原配卢氏夫人,就是从外沙村嫁过去的。不过在高速公路上走,一路都没见到海,所以我颇为疑惑,外公记忆中那滑腻的滩涂,究竟是在哪里——是后来沉积越来越多,又或者人工填海造沙田之类,将海岸线大大外推了?等我真的约了叔公去看老宅的时候,大概就会有答案了吧。
由于种种原因,去年七月,相隔十年后,我才在香港再次见了叔公。他比外公小二十来岁,是外公一手拉扯大的,真正是长兄如父,所以始终对外公毕恭毕敬。他跟我讲话,通常夹杂着1/3广东话、1/3上海话和1/3非标准国语。那天他带我们去中环的马车会吃饭,说这个地方只有半山豪宅里那些马会的会员才能进来,里面一路上都有人鞠躬叫他“华哥”,搞得我感觉像是黑瑞脑消金兽社会大佬的小马仔。席间,我说起从没回老家看过。叔公告诉我,老宅抗战时就被日本人炸了,而且直系亲属和旁系近亲已经没人住在村里,但奇怪的是那片宅基地竟然还为陈家保留着。80年代,叔公和外公的另一个结拜兄弟、泰国富商蔡伯曾回乡,捐建了一条公路,当时村长就拍着胸脯跟他们说,这块宅基地一直都会留着,如果嫌小、不够好,村里还给留了竹林后面风水最好的一块地。叔公曾想过要回去造屋,但年纪大了,后来也就算了。他说:你自己去,肯定找不到啦,我去都要找半天;你什么时候要去看,到了珠海电话我,我即刻从香港坐船过来,带你去看,反正从珠海打个车过去,也就二三十公里。
这个“访祖”计划,或许很快就能实现了。老妈前几天来电话,说她5月要回国,又说叔公怪她很多年没去香港看他,问我有没有时间陪她去一次。我说没问题啊,最多请年假咯,再约上姨父姨妈,让叔公带路,正好组个“三代还乡团”。外公故事里那些场景,很快就会变成眼前的实景了。而我倒是越来越有一些害怕——如今千篇一律的“现代乡村”,也许注定会将那亦真亦幻、混杂着记忆与想象、颇有些史诗味道的风景,冷冷地扯个粉碎吧?!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s (3)

123

1.有些事,看着颇为感慨。曾几何时,我也想用长篇大论去说服所爱的人,但没用。感情、欲望等等,都不是道理能决定的,如果这些都真能讲道理,世界也不会是今天这副样子。当然有人或许会说,这是因为以前讲的道理不够好,现在有了更犀利精确的讲道理的武器。这我就不争论了,各自继续体会吧。

2.自负理性的人,恰恰不应夸大理性的作用,那只是对理性的非理性崇拜。理性的人应记住,大多数人并不赋有你那样优异的思考能力,骂他们非理性,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并无实效,因为他们横竖没有那样强大的理性。并且自负理性的人也并不能做到时时刻刻理性,相反倒是很有本事以理性为借口行自私自利之实。所以今天应从后世僭越的理性主义,返回到薄伽丘式的人文主义,认识到我们对他人负有的道义责任“不在于为他指点救赎之道,而在于帮助他走完一天的路”。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理性的人,能做的只是不断提醒自己要发挥理智与同情,有意识地去深入体会他人的处境,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因势利导,帮助他人尽量减少可能的伤害,则善莫大焉。

3.因此我现在更看重的,是想象力与同情心——它们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有拥有强大的想象力去足够深入地理解他人的处境,才能唤起真正强烈的同情心;而只有满怀着强烈的同情心,才能凝聚起真正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想象力。当代各种文艺之衰微,皆肇因于此二者恶性循环式的匮乏。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s (3)

【南行札记】在路上

  新年到来之际,我刚刚在汕尾陆丰一家酒店的9楼安顿下来没几分钟。窗外忽然轰鸣起来,看出去,正好可以清楚地望见远处腾空而起,在半空散开的烟花。赶紧关了灯,拿起相机到落地窗前拍下这一刻。
  此前4小时,我在长途车上不停地瞌睡,偶尔睁眼看一段屏幕上的烂片。日程安排太紧,连续多日每天只睡四五小时,白天则是一直走。
  下了车,看看离酒店还有一大段路,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走,不叫车站门口的三轮摩托。这样更有徒步的感觉,尽管背包已经把右肩压肿了。随着每到一地都逛书店,买一两本两三本书留念,最初空空的背包越来越沉。后面几天,包里装不下了,手上还得另外拎个袋子,简直像个走村串乡的书贩子。那个布袋浅黄色,印着“佛香讲堂”,是7月在香港买印顺法师的书,人家送的,很好用,装满了拎着,手也不痛。再配上披发,估计就可以冒充游方的头陀了。
  陆丰的大路,半夜里尘土飞扬,小路则坑洼而幽暗,不时有一群群电动摩托车呼啸着擦身而过,通常每车两人,年轻而张扬,仿佛台湾电影里西门町飞车族的山寨版。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再过十来分钟,新的一年就要到来。这一周多,其实我都没意识到2012年的新年,我将在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人度过。我只是沿着东南沿海一路走,不停地看,还有想,回到酒店写下来,有时会写到半夜三四点,于是睡得少。虽然疲劳,脑袋却足够兴奋,所以也并不觉得十分累。
  到汕尾,计划中的旅程就过了大半。深圳-澳门-珠海-广州-汕尾-汕头-厦薄雾浓云愁永昼门,“完全东南沿海行”。除了广深之间的一趟动车,其余都靠汽车或渡轮,以及走。正好出差到深圳,做一个两天9小时的专访,于是得以成行。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当然不是采访,而是陆丰。
  我想亲眼看一看那些勇气与智慧都比我们健全得多的普通人,了解他们的真实状况;也想探问一下华南宗族社会这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之下,似乎依然还有新的变革可资利用的资源,它们究竟是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一事件或许真的会成为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完全可与小岗村并列。为什么?这是我试图去弄明白的。我会慢慢想,和写。
  陆丰在烟花爆竹中迎来了新的一年。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之后,接下来它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我看到的人们,脸上有笑容,神情很放松。他们不会放弃。那些飞车少年或许和他们的台湾前辈一样,能经历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最终积聚而成为大的变革。这不是改良,而是另一种东西,是革莫道不消魂命与改良、民瑞脑消金兽主与自由这些人为的两项选择题之外的真正有原创力的东西。
  生活中的希望多么重要。无论对我们自己,对我们关心的人,还是对这个社会、世界,一切都敞开着。即便面对貌似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依然有无数的夹缝、空隙、死角、荒野可供我们去利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再可怕的庞然大物,能够占据的空间总是有限的,而在它之外,在它无法触及的地方,在你想当然地以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是整个宇宙。
  所以,越是艰难之时世,越是有理由充满信心与希望。或许我们将见证真正特殊的一年——我指的当然不是世界末日。

2012年1月1日凌晨2时,于汕尾陆丰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s (2)

续房

  除了开始连订了几天房,后来都是一天一天续的。于是发现续房于我是件颇值玩味的事情。要么,总台会打电话上来:“先生,今天您还需要续房吗?”要么,出门前到总台,把房卡交给服务生,说:“再帮我续一天。”
  每天睡下去前,并没有想好醒过来要不要续房。一切都是临时定的。我把可能性敞开着,或许一下子就不想待着了,马上就可以收拾行李回家。但事实是我一天又一天地续下去。我只是需要这个敞开的可能性,给我以事情并无定论、未来依旧充满变化的“安全感”(这样的“安全感”是不是很病态?),却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太会真正去利用那个可能性。可能性之未被、不被利用,才真正称得上可能性吧。或许我太珍视可能性了,以至于很可能抹杀了所有可能让可能性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哦,多绕啊,我们这些纠结的人。
  但绕其实就是怕。我们害怕事情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如拉康-齐泽克所说,“真实域”就是我们不愿碰触的创伤),于是绕着它不停地转,貌似在接近它,其实不过是自欺,不过是如我的续房一般,拖延说出那个决定性的是或不是,对或不对。那些我自以为保留着的可能性,其实是不存在的。
  有一天,在又一次续房后,我记下了下面这段:
  “刚才总台又打电话上来,我犹豫了一下,用不很肯定的语气说:‘那就再续一天吧。’这种不肯定其实也还是针对我自己的吧,因为归根到底,总台只需要续或不续这正反两个肯定的回答,其他任何犹豫对他们都是不存在的。犹豫是是与不是之间各种比例不同的分级状态,是一些小数点后多少位的差别,对总台来说,它们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毫无意义的,四舍五入,归于两头,就妥了。简洁明快,干脆利落。我的犹豫的口气,其实只是一个懦弱的人试图转嫁自己对严酷的确定性的不安,似乎只要保持这种口气,可能性就依旧在。但这个电话就是确定性本身,我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还要用犹豫的口气,不过是推脱做决定的责任,似乎是说,我没有最后决定,我只是说出了一种倾向,但并不十分确定,所以最终的确定性不是我给出的,是你们以行政性的明晰迫使它确定下来的,我对其后果只负有一部分责任……”
  渐渐地,我意识到,就是续房这类无关轻重的问题上,体现了我一贯的处事方式。就好的方面而言,是永远对可能性开放,随时保持灵活机动的能力,而坏的,则是不决断,即便已经在决断,潜意识也还是要推卸决断的责任。我是如此害怕失败,所以说到底,敞开可能性其实是为了最大限度将失败的可能消解在各种转移的过程中;而将犹豫进行到底,更是时刻保持便于逃跑的姿势,并将失败的原由推卸给不可抗的力量。
  所以,或许一切的关键,在于真诚地欢迎一次彻底的失败,从而将自己从失败的恐惧中拯救出来。从失败的阴影下走出,故事才会有另一种写法。那些从前自我得意的可能性,其实都是带着失败阴影的可能性,小数点后的可能性。完全换一种写法,真正的可能性才浮现出来,1与2与3的可能性。彻底的失败便是新开始,它使虚假的可能性变得不可能,全新的可能性于是才可能。
  回来的长途汽车上,很巧,在柄谷行人的《历史与反复》中读到村上春树《1973年的弹子球》里的一段:“回家电车中我好几次自言自语:全部结束了,忘掉好了!不是为这个才到这里来的吗?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因为,归根到底,什么都未结束。”
  这本小说我有,但是没看过。过两天翻出来看看。
  “归根到底,什么都未结束”,在此时的我看来,就是说:一,它,比如对失败的恐惧,是创伤性的“真实域”,不直面而是逃避它,它就永远在那里,用它巨大的阴影笼罩你每一个选择,忘是肯定忘不掉的;二,一旦你承认它,直面它,从而展开真正的可能性,由于阴影的重力作用而显现的那些貌似不可解决的问题,甚至都不再存在,你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从看起来没路的地方走出来,走下去。于个人于社会,于正反两面,都是这样——“归根到底,什么都未结束”。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s (4)

猛兽

情绪就是这样一头猛兽,占据你整个胸腔,并且挥动锋利的爪子试图撕裂你的骨骼和皮肤,跳出来攻击它遇见的一切事物。你要么积聚起足够的勇气,把匕首从肋骨之间猛/插进去,杀死这头正在低吼徘徊的猛兽,要么只能被它慢慢杀死。无论如何,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 (1)

回家

  一进门,所有的幽灵都复活了。
  它们密密麻麻倒挂在那里,毛多,眼瞎,齿利。
  它们抓住你的手腕、肩胛、喉咙,咬你。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 (1)

晚清还是后汉

  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正式提出了与康德拉季耶夫60年经济长周期相伴随的历史反复性。后来他又修证了理论,将观察周期放长到120年。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理论,1890年代都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一个时代,看清楚在“同光中兴”30年和北洋水师大跃进(当时在世界上的排位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各种说法,其中以第六、第四二说为多)之后,纸老虎是怎么在10来年时间里就一溃千里的。你是否联想到了我们的改革开放30年和高铁大跃进?但我并不想作这样简单的比附,尽管这种比较有其意义,在我看来,却有更大的误导性。
  现在有一种声音,比如许纪霖,认为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是清廷立宪改革失败的后果(李泽厚更是干脆认为革莫道不消魂命耽误了立宪,就像他25年前提出救亡压倒了启蒙,其实都是他颇为机械的世界观使然)。我觉得这个观点多少有点似是而非。首先,改革失败并不必然很快带来革莫道不消魂命,它可以很干脆地被扼杀,然后是政权长时间的苟延残喘,直到有一天积压的能量全面爆发。这个过程有可能几十上百年。比如张居正的改革,现在一般采取肯定态度,但张的改革路径是通过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化来抵御地方势力扩张造成的政令不行与制度失效。然而这样的改革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中央集权的强化作用永远都是短暂的,一旦铁腕人物因各种原因失去权柄,则改革措施极可能被全盘颠/覆。张居正死后,明朝即刻走回老路,苟延残喘数十年,直至灭亡。所以判断改革成败之标准,并不在于(中央层面上的)立宪与否,而在于中央与地方就分权要求进行博弈时能否充分妥协。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充分放权,而粉碎“四人帮”后凝聚起来的民心与人气,又使得这放给地方的权力并未像现在这样被肆意滥用。反观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一大导火索,便是立宪准备过程中满洲少年亲贵篡夺大权,所谓“皇族内阁”令地方士绅阶层极度失望。立宪之成败只是表象,地方士绅对中央收权之不满,才是他们最终倒向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关键。中国改革走到今日,最大的难点便在于,地方社会经百年来的历次打击,基本上已经瓦解,地方上执话事权的,不再是有基本儒家操守的士绅阶层,而是官商/勾结的豪强,这一点更像东汉末年,而非晚清。晚清终于一场低烈度的革莫道不消魂命,算是幸甚。而如果像东汉末年那样,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一回,然后再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回,彻底分佳节又重阳裂、乱上个几百年都可能,那才可怕。问题是,由于地方豪强当权,中央即便想与地方博弈、放权,现在也没法放了,赶鸭子上架也只能继续强化中央集权,哪怕这是饮鸩止渴。不能创造性的重建地方社会,中国就是一个两头大的哑铃,早晚要断掉的,任你集权还是立宪,都不治根。
  说起东汉末年与晚清的比较,首先要对士族与宗族这两个概念作个大致的区分。简单来说,士族源于先秦贵族社会的遗风,尽管秦始皇废封建,汉初又推行移徙大族的政策,但贵族门第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改头换面延续下来。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因成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员,其身份、权势等都相对固定下来,与强宗大族(他们看到士极受重视因而大力鼓励子弟读书)结合,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士族”。这种贵族化的士家大族,当然更倾向于自利的“家”。自西汉末年起动辄令百姓衔恨、王朝动荡却始终难以触动的土地兼并,即根源于士族的自利行为(试图将其一锅端的中央集权式改革家王莽,只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晋以后,北朝为胡姓统治,原先的士族要么被消灭,要么南渡,并且在流徙过程中以及之后,耗尽了他们的能量;等到宋代重新出现宗族,其意义已经根本改变,纯正的血统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因科举功名而可以不断诞生新的宗族(虽然在修家谱时免不了要去依附子虚乌有的同姓高贵祖先),并且宗族也不再以高门大院为限,其势力范围拓展为有亲缘关系的各个阶半夜凉初透级、阶层共同体,也就成为最基层的地方社会原型。随着明清皇权统治的登峰造极,士大夫与帝王的博弈能力明显下降,不得已,一部分政治能量转向,试图通过对地方基层的影响,来辗转地延续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对士族倾向于“家”而言,宗族无疑更倾向于共利的“社会”。也正因此,即便太平天国(以及同时期席卷几乎整个帝国的各种暴有暗香盈袖乱)如此风卷残云般的巨大动荡,又再加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帝都的沉重打击,清王朝居然能挺过来,并且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迅速进入维持近30年的“同光中兴”局面,地方基层稳定的士绅宗族社会结构功不可没,其抗击打能力和复苏、再生能力之强令人乍舌。因此辛亥才是一场低烈度的政治革莫道不消魂命,而非深度动员的社会革莫道不消魂命,它依然基本维持了士绅宗族社会结构的稳定。相反,东汉末年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更接近,豪族已经彻底成为反东篱把酒黄昏后社会的利益集团——今天的红色贵族、太子/党以及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同样是高高在上的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更接近于士族大姓,而不是接地气的士绅宗族。豪强地主庄园肆无忌惮兼并、侵吞土地,和我们今天地方上黑瑞脑消金兽社会化的强行征地相似乃尔。
  如今的中国还有最后一个减压阀,这是东汉末年所缺乏的:快速城镇化。大批被剥夺土地及其他基本生存资料的流民,为新建城镇所吸收,阻止了他们过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但是这个阀能管用多久?到城镇的吸纳力开始饱和,而吸纳进城镇的人口之中又开始出现较大的阶半夜凉初透级分化(更遑论城镇化的过度急进、过度扩张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经济风险)时,还有什么能够阻挡绝望的底层无产者极端化的暴有暗香盈袖动?这一点,从广州增城事件已可初见端倪。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 (1)

三伯父

  三伯父忽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他从旧金山回来继续打房产官司,上周请他听音乐会,临走问我要了地址,今天就径直冲来了。他也没来过,就前前后后参观。看到书房里那张大书桌铺满了各种毛边纸和宣纸,就问我是否在画画,他说他会裱画,拿过专业证书的。我说没,就是写写字,买了一大卷金线格子的长卷宣纸,有空就抄抄阿含经。
  他从包里拿出一叠信纸,说让我看看。原来都是他手写的回忆录。他说官司打了半天,发现比他小的几个叔叔婶婶实在太不讲道理,也不知道整个家族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一味争利益,要教育一下他们。很多爷爷的事情,现在只有他知道了,大伯走得早,二伯是个彻头彻尾的败家子,很早就被赶出了家门。我说那你留下吧,我仔细看看,再帮你打字录入。
  然后一晚上我们就坐在那里喝茶抽烟聊天。忽然发现我的这些伯父、姨父什么,简直搞得像我的老哥们似的,没事就找我聊天,讲各种古怪或者让人唏嘘的故事给我听。他们平时没人可讲,正好我也爱听。三伯父跟我讲了个爷爷的笑话。他说当年巨鹿路靠近成都路那头,有一整排两层楼的房子都是我们家的商铺,爷爷主营的水烟生意,总店就在那里,现在都拆了。爷爷的水烟生意做得很大,40年代几乎整个南方的水烟都是由他的“永福和”总经销,批发到各地。但是做烟土生意,是必须跟黑道打交道的,所以家里雇了武师,大伯二伯都跟着练拳练单刀什么。客厅里当时还有把很重的关公大刀。有一次真有匪徒来袭,爷爷急找武师应战,不料抬头一看,该武师已经三两下爬上房顶溜走了。三伯父说,当时他还小,武功是没学,但那场面他是看到的。他说那武师功夫还是有的,否则不可能爬房翻人比黄花瘦墙那么利索,就是胆子实在忒小了。。。
  他问,水烟你看到过吗?那时候我们商行里都是很大很大的箱子,但里面的水烟都是一小块一小块方的,其实更像是茶叶。我问他,爷爷做水烟生意,自己抽吗?他嘿嘿笑笑,说不抽,你爷爷主要抽鸦片,而且瘾极大。因为烟土生意很多都是在妓院里谈的,要么他去兰州,要么北方客来上海,总之是要进窑子抽着鸦片才能谈妥。我说我知道爷爷因为鸦片烟瘾重,曾一面盆一面盆吐血,可他还是活了100岁。问题是,他后来怎么戒掉的呢?真的戒得了吗?三伯父说,那是没办法,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他们这些人都完全没鸦片抽,不得不戒掉的。而且,他说,你爷爷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做生意真的很厉害,动出来的各种各样脑筋真的让人服气;第二就是有股子狠劲,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做得到,包括戒鸦片,那么大的瘾,愣是说戒就戒掉了。
  后来又讲了解放前夕爷爷让大伯带200两黄金去贵阳建新基地,不料共人比黄花瘦军太厉害,很快云贵川皆陷,大伯只身跑到香港,但因“富二代”明显生意头脑差太多,觉得香港弹丸之地没有发展前途,加上上海这边拼命拉拢爷爷(他是当时的工商联烟丝业同业公会主人比黄花瘦席),还让他代表上海去北京参加全国土产大会,所以大伯一轧苗头就回来了,可他是赤手空拳回来的,那200两黄金早已不知去向。。。
  解放前夕的另一件趣事,是当时我们家住在万裕码头街靠近黄浦江的一幢大洋房里,在南码头算是个制高点,共人比黄花瘦军发起上海战役,国莫道不消魂军一支部队负责守卫码头以便随时撤退。他们看中了我们家的地势,就强行要在屋顶上架机枪筑掩体。那还了得?真打起来这个家就废了。三伯父说,爷爷直接把指挥官叫进来,拍着桌子大骂了一顿,说要直接打电话给吴国桢。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这位市长,但架不住咱家也姓吴啊,那些兵根本搞不清你们是不是市长的亲眷,也不敢乱问,只好立马撤走。
  三伯父是所有叔叔伯伯里跟我关系最好的,我跟他女儿也就是我堂姐更是胜似亲姐弟。他跟我爸,正好是老三老四,从长相到脾气都很像。他中年时很胖,我从小就没大没小地叫他“大胖子”,喜欢拍他的肚子玩,他也从来不以为意。他说这次为了回来打官司,错过了去洛杉矶演出的机会。原来他退休后一直就是旧金山华人合唱团的男高音,这次联合洛杉矶华人合唱团和乐团,一起搞了个规模很大的庆祝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100周年交响合唱演出,他去不了真是浑身难受。他说他去年在维也纳唱得很爽,明年还要回北京来唱。
  我最佩服的就是他那永远耗不完的精力。老爸说,当年他们一起读中学,他算得体育成绩好的,可他这位三哥根本是个疯子,什么体育项目都是第一。去年我在旧金山住他家,而他那时候正住在长乐路我的房间。三婶就在背后向我控诉说他不要命,第一次去滑雪,就玩高山速降,结果撞断了肋骨。可他75岁的人了,没事一样,很快养好伤又去滑,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关于他自己修房子锯断两根手指自己开车去医院连麻药都不肯打的事,去年我已经写过博客了。
  今天他又得意洋洋地跟我说他大学毕业前夕被各家演出团体争抢的事。当时要他的有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剧团、上海警备区文工团和广州空政文工团。空政答应他做歌唱教员兼演员,少尉军衔,待遇一切从优。可他又提了个人家没法答应的要求,要把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三婶)一起带去。他说,世事祸福真是难料,当时要是没提这个近乎无厘头的要求,他就去了广州,而空政是林立果的,以他的性格,爱玩爱结交,天不怕地不怕,基本上就会跟他们走得很近,后面麻烦大了。
  说起三婶,他更得意了。三婶是个大美女,毕业后在北京的科学院工作。科学院当时和国务院是舞场的“搭子”,她们这些科学院的美女每周都要去国务院陪领佳节又重阳导跳舞。三婶当时就陪周总理跳过多次舞。后来三婶的妈妈从香港给周总理写信,说她在国内就这两个女儿了,想把她们都调到上海,总理就批了。可是三婶自己并不知情。过了好几年,有一次周总理来上海接待尼赫鲁(好象是,他记不太清了),车队从淮海路过,三婶正好在欢迎队列前排,她完全没想到车会停在她面前,而周总理会下车跟她说话,说他记得她,问她好吗。。。这件事情据说当时很轰动,传得很广,我是第一次听说。三婶在旧金山天天开车陪我到处转悠,路上就天南海北瞎聊,也从没提起过这事。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开车超猛,气势非凡,完全不像个70岁的女人。他们俩,还真是绝配。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Comment (1)

既得利益

  人在思维时要摆脱既得利益多难啊。实践当然就更难了。
  其实大家都既是利益受损者,又是既得利益者。混得不好的只是既得利益少分了点而已。大家习惯了利益受损时就叫唤,尤其有微博之后叫唤就更方便了,听的人也多,叫声呼应声回响,汇成一片,听上去自然显得壮观,似乎不满就要溢出来,大事件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可是如果为了争回受损的利益而需要再付出一些既得利益,则又不肯了。于是实际上只好一边喊疼,一边忍受既得利益继续被慢慢榨干,这样,在感觉上不那么吓人,比可能需要一下子交出所有既得利益的做法更能接受一点。似乎再怎么慢慢交,总能剩下一点什么,靠这点,至少也能活了,得过且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然,也有不少既得利益滚雪球越滚越大的,春风得意,自然觉得现状理所当然,即便理智上知道有问题,落到实处,也最好维持甚至加强现状。诚如章太炎所说:“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但有时候,对有的人,能否想清楚了做好抛弃所有既得利益的准备,正是知行之关键,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是装出来的姿态,是虚伪与虚弱。最近一直在想的,就是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勇气把既得利益都抛下,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尽管混得很一般,既得利益有限,但毕竟也有一些项目,比如可以拿书拿票,全国以至世界各地到处跑,有笔工资足以支付房租和买书,工作算得自由度高,在媒体圈混得脸熟了还能办点事。。。
  但是有一些模糊的正在成型的想法,很可能需要放下这一切,去过一种相当不同的生活——一种最大限度脱离体制束缚、创造性地运用想象力去构建去交流的生活方式——那才跟思考中所达到的东西相匹配。我做得到吗?大概需要花几个月时间去权衡,但其实内心深处我知道,如果要做成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只是什么时候过而已,只是会不会因为留恋既得利益而一再拖延,最后不了了之而已。
  正好读到大卫·哈维的一段话:“我们通过改变世界而改变自己,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人怎样才能做到在谈论社会变革的同时不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改变自己的准备?相反,我们如何能够改变自己却又不改变这个世界?”(《希望的空间》)
  闷热的下午,闷在家里想这些事。颈椎病大发作,站着晕,坐着僵,躺着痛,有个大窟窿怎么都填不上,只好严肃思考另一半人生的过法,以转移注意力。
  (开始写这些字的时候天色阴沉,暴雨将至。写完,雨已经瓢泼得只好关紧所有门窗。)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No Comments

【摘】圣安东尼的诱惑

安东尼闭上了眼睛……尽管他头脑里嘈杂轰鸣,他却觉察到周围一片死寂,把它和人世隔离开来。他想说话,然而不可能!仿佛他的全身正在解体。他不再硬撑了,一头倒在芦席上。(P17)

血水淹到安东尼的腿肚,他在血泊中走着,吮吸着唇上的血滴。他感受到鲜血沾满四肢、湿透皮袄的快乐,不由得哆嗦起来。(P27)

他很快便酒醉饭饱而且尽情破坏了,于是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去卑贱里滚一滚。再说,贬低使人畏惧的东西,就是对人们精神的凌有暗香盈袖辱,也是使人惊慌失措的一种手段。普天下最卑贱的莫过于野兽,于是,安东尼学野兽爬上餐桌,象公牛一般吼叫起来。(P33)

我本该缚在靠近你的那根柱子上,和你面对面。你眼见我用叹息和你的号啕相呼应,我们的痛苦便会相互交融,我们的心灵也将相濡以沫。(P34)

所有你邂逅的女人,从打着灯笼唱歌的街头妓女,到在驮轿里摘玫瑰花瓣的贵夫人,所有你隐约见过的形体,你欲念中想象的女人,你都去追求吧!我不是女人,我是一个世界。只要我脱下衣服,你便会在我身上发现一个接一个的秘密。(P41)

奴隶们在圣安东尼面前列队走过,随后是马匹、单峰驼、大象、侍婢、重又驮上东西的骡子、小黑人、猴子、手持碎百合花的绿衣驿夫。示巴女王走远了,她抽抽噎噎,象呜咽,也象冷笑。(P42)

伪君子!沉溺于孤独是为了更痛快地纵欲!你戒肉,戒酒,你不去浴室,不用奴仆,谢绝荣誉;然而你纵情想象筵宴、香料、裸体女人和喝彩的群众。你的节操只是更巧妙的腐化,你蔑视尘世只说明你憎恨它而又无力反对它。正因为这样,或许还因为缺乏信仰,你这类人处境才如此凄凉。掌握真理能使人愉快。耶稣可曾悲伤过?他总是和朋友结伴而行;他在橄榄树荫下休息,他走进税吏家,喝酒时一盏接一盏。他宽恕有罪的女人,消除各种各样的痛苦;而你却一味地怜惜自己的困苦,似乎某种悔恨和疯狂的愤世心理使你惴惴不安,以至你连狗的亲昵和孩子的微笑也加以拒绝。(P46-47)

瞧你又犯了懒惰的老莫道不消魂毛病。愚昧是傲慢掀起的浪花。人说:“我的信仰已确定,为什么还要讨论?”于是便藐视学者、哲人、传统,直至他并不明了的法规。你认为自己掌握了智慧吗?(P49)

《圣安东尼的诱惑》,[法]福楼拜著,刘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1.20元

posted by lanrenfei in 未分类 and have No Comments